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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雷波縣莫紅片區阿妞哄山上的達覺村。

陳忠義聽縣里的同志匯報：莫紅鄉的達覺村原本有88戶，后來只剩下13戶，不得已并入了與之相鄰的九口村，而九口村也面臨同樣的境地，不少人也都搬走了。

陳忠義問：“搬走的那些農戶，去了哪里呢？”

縣里的同志回答：“主要是安寧河流域。”

陳忠義不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情況，只是達覺村、九口村更為嚴重，也許是因為這里的自然環境實在太差無法居住了吧。他心里想：這些貧困群眾到底去哪兒了？他們背井離鄉，何以為生呢？醫療問題，孩子讀書問題怎么解決呢？

達覺村是這座叫阿妞哄的大山的最高點。站在山頂往下看，寬闊的金沙江宛如一匹緞帶，繞山而行，波瀾不驚；放眼望去，近處遠處的山峰如波濤般涌來，看不到邊際，只聽見山風陣陣。那些鄉親會在哪座山下生存呢？

這是陳忠義在不經意間第一次接觸到彝族群眾的自發搬遷問題。當時，他還沒有想到，他觸碰到的是大涼山積累了幾十年，也是涼山州歷屆政府一心想解決卻又始終沒能解決的一個老大難問題！

車上，陳忠義問州委副秘書長瓦西亞夫：“那么多群眾自發地搬離家園，這個問題，咱們州黨委、州政府以前沒有關注過嗎？”

瓦西亞夫回答：“歷屆州委、州政府都關注過的。”

在瓦西亞夫的記憶里，這個現象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出現的。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彝族人，瓦西亞夫知道彝族的傳統，這是一個遷徙的游耕民族，由于保持著刀耕火種這種原始的生產生活方式，不得不持續地遷徙。1956年民主改革之后，大涼山地區與全國一樣，推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大涼山彝族群眾相對安定下來。到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的浪潮洶涌澎湃，席卷神州大地，也席卷了大涼山。正是這股不可阻擋的大潮打開了大涼山彝族群眾的眼界，一部分人自發地開始了新的遷徙。他們從高寒山區、二半山區遷向大涼山的安寧河谷地區，遷向海拔較低、生產生活環境比較好的地區。搬遷的原因很多，一是原先的居住地在高寒山區，生產生活條件惡劣，交通極其不便；二是為了后代能夠接受較好的教育；三是也有為了逃避計劃生育，為了逃避家支矛盾的。他們采取的搬遷方式，絕大多數是從遷入地村民手中購買荒山荒坡，自行建造住宅，并逐步形成居民點。由于缺乏管理，這些居民點成為“盲點”“盲區”，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比如房屋產權、子女入學、醫保、低保、計劃生育、就業和社會管理問題。為此，前些年，涼山州曾經多次組織力量對他們進行遣返。規模最大的一次，州民政、公安、民兵一起出動，進行拉網式清查，調集了400輛大客車，連續跑了三天，凡是沒有本地戶口的“黑人”“黑戶”均屬于“盲流”，一律送上車，送回原居住地——要說當時政府的決心不可謂不大，力度不可謂不強，行動也可以算得上是雷厲風行。但是結果并不理想：今天把他們送回去，第二天他們又都回來了。不僅如此，他們還像磁鐵一樣，吸引了更多的親戚朋友鄉親，聚居點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自發搬遷群眾與遷入地政府和群眾的矛盾也越來越大。

直到2003年，緊張的局面才有所緩和。這年3月，發生了一件在中國法制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大學生孫志剛因為沒有攜帶暫住證被警察送到廣州市“三無”人員收容遣送中轉站收容，遭受野蠻毆打死亡，引起巨大社會反響，最終，國家廢止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涼山州內強制遣返的做法才最終停止。

聽到瓦西亞夫說起這一段往事，陳忠義沉吟著說：“是啊，《收容遣送辦法》這種行政法規，有關限制人身自由的內容，明顯與我們《憲法》相抵觸。能夠廢除，確實是我們國家法制的一大進步。可是，這么多人，原來居住的地方管不到，現在居住的地方管不了，不是成為死角了嗎？他們的住房、醫療、就業和孩子讀書怎么辦？我看，這是一個大問題，要立刻啟動調查，把現狀摸清楚！”

瓦西亞夫一聽這話，就知道，陳忠義要去管這件事了。可是，副書記同志，你知道不知道，這是一個多么燙手的山芋啊，多少人避之不及，你卻要主動伸手去拿！

瓦西亞夫到陳忠義身邊工作時間不長，卻是跟著陳忠義跑了很多個貧困村，算起來，比他在大涼山參加工作的20多年里跑到的村子還要多。他發現，陳忠義看問題尖銳，解決問題抓得住要害，而且，敢于擔當，大涼山脫貧攻堅這場大戰役正需要這樣的領導。然而，自發搬遷這件事情，牽涉面太大、太廣了。他真不忍心看著陳忠義碰得頭破血流。

陳忠義沒想那么多。回到辦公室后，他讓瓦西亞夫去找這方面的調研材料。很快，他的案頭就擺上了厚厚的一摞文字材料。是的，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涼山州委、州政府就注意到這種現象，多次組織專項調研，也形成過不止一份調研報告，并出臺了相關文件，責令州公安局、州發改局、州委政策研究室等單位牽頭，開展規范自發搬遷農民管理工作。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他來涼山的前一年，2015年，涼山州決策咨詢委員會還將其作為專題調研。牽頭人是原涼山州人大副主任、現任州決策咨詢委員會副主任馬布都。

在大涼山，馬布都的名字幾乎家喻戶曉。馬布都出生在涼山州喜德縣的一個偏遠山村，幼年時期家境非常貧寒，與母親相依為命。1977年，他從涼山民族師范學校畢業后，分配到涼山州教育局，從此一生與教育事業相伴。他曾任涼山州大中專招生辦公室主任12年，他把涼山每一名考生，都當作是自己的兒女，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學生升學，千方百計將他們送進理想的學校。他幫助過上萬名涼山學子邁入大學校門。

馬布都從州人大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后，被聘為涼山州政府教育督導委員會總督學。這個督學，被人們戲稱“五無總督學”：無辦公用房、無辦公用車、無辦公經費、無工作津貼、無私奉獻。

馬布都卻依然為大涼山的教育事業奔忙不已。他的老家是大涼山著名的貧困縣喜德，喜德有不少居住在高寒山區的群眾陸續自發搬遷到了安寧河流域，他們的子女入學成了大難題。有的鄉親迫不得已找到馬布都。

馬布都一想，孩子上學可是個大問題啊！他找來決策咨詢委員會里幾個文教口的委員，想就此問題立個項，做一個專題調研，為州政府決策提供依據。大伙兒一聽都很贊同。選題報上去之后，州政府很快批準立項。2015年春節后，馬布都和幾個委員就開始下去搞調研。在調研過程中，他們發現，子女受教育的問題，只是這批自發搬遷群眾面臨的諸多難題之一，除此之外，還有土地問題、住房問題、醫療保險問題……于是，他們重新確定課題，要對安寧河流域自發搬遷群眾的生存狀況做一個深入的調研。經過馬布都和李正華、邊紹明、巫明英、鄧海春委員的艱苦工作，一份《安寧河流域自主搬遷人口生存狀況調研報告》擺到了州委、州政府領導的案頭。州委、州政府主要領導非常重視，立即做了批示，要求制定相應對策，解決這個問題。誰來解決呢？怎么解決呢？這就不是馬布都所能完成的任務了。陳忠義到涼山后與馬布都有過幾次接觸，馬布都每次都跟他談起這個問題。這位老同志的赤子之心讓陳忠義深受感動。應該說，這也是陳忠義強力推動這項工作的因素之一。

遺憾的是馬布都沒有能夠看到這個問題的解決。2019年1月，馬布都不幸意外去世，享年64歲。消息傳開，人們悲痛欲絕，紛紛前來吊唁，一時間，道路堵塞，花圈多得無處擺放。他的學生說：我要用一生的時間，一生的奮斗，一生的奉獻，來回報和告慰我深深懷念、敬重的老師，來改變家鄉的教育面貌。在彝語中，“布都”是“東方”之意。每當東方晨曦初現，人們就會想到馬老，想到他的音容笑貌，想到他為之奮斗了一生的事業。

陳忠義參加了馬布都的吊唁儀式。從政多年，他不止一次參加這樣的活動。可是，眼前的一幕還是讓他深深震撼：數不清的人自發地來吊唁一個已經沒有官職的逝者！說到底，老百姓的心里是有一桿秤的。為他們做了好事的人，他們是記在心里的，而且永遠不會忘記。

馬布都走得很突然，沒有留下任何遺言。陳忠義卻知道，這位老同志肯定還是有所牽掛的，比如說，大涼山那些失學的兒童，那些自發搬遷下來的彝族群眾。

陳忠義不止一次讀過這個馬布都牽頭撰寫的調研報告，每次讀心里都很不平靜。從字里行間，他讀出了馬布都和幾位委員的憂國憂民之心，也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峻程度。這份報告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對遴選的幾個村子進行深入的調研、剖析，寫得十分到位，但是，全州17個縣市的整體情況卻涉及不多；對于自發搬遷帶來的問題分析得比較透徹，但是，對于人口流動對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涉及較少；對于基層政權管理存在的問題認識清楚，但是，對于成功解決類似問題的經驗做法涉及較少。

陳忠義決定，要再次啟動一個大規模的調查，把底數搞清楚。

有了想法，陳忠義自然要跟身邊的同志商量。瓦西亞夫一聽，一時間不知道說什么好。一方面，他很感動。作為一個彝族干部，而且是從貧困地區走出來的彝族干部，他對那些自發搬遷彝族群眾的難處知道得很清楚，可是，也正因為他是彝族干部，他有顧慮，有些話他不好說；可是陳忠義一個外來的漢族同志，能夠敏銳地發現這個問題，并且試圖解決它，這讓他不得不感動。另一方面，他也很擔心，這個事情不好碰啊！初生牛犢不怕虎，你忠義書記也不是官場上的初哥，你不知道這里面的水有多深嗎？你不知道這會觸碰多少人的利益嗎？

最終，瓦西亞夫還是把他的擔心、顧慮和憂慮一股腦兒端了出來。

陳忠義沉吟許久，說道：“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問題擺在那兒的，我們不去解決，等哪個去解決？再說，你想過沒有，那么多彝族群眾，他們為什么要離鄉背井搬下來呢？不就是想過上好一點的日子嗎？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那說的是人的志向。大涼山的彝族同胞從海拔高的地方往海拔低的地方走，就是想實現他們的志向。這有什么錯？我們常說要依法治國，我們的《憲法》賦予公民人身自由，自由遷徙、自由流動，這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均衡發展，必然會產生大量的流動人口。人口流動，能夠促進社會結構不斷新陳代謝，讓社會發展充滿活力。我記得，美國就是世界上人口流動量最大、遷徙最頻繁的國家吧。早期美國西部發現黃金，掀起淘金熱，無數人涌過去，其中固然有淘金夢碎的，也有一夜暴富的，總的來說，還是促進了國家的發展。改革開放這么些年，要是沒有幾億農民工流動進城，我們國家的經濟能夠發展得這么快嗎？當然，無序的流動也會帶來很多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是我們的責任。試想一下嘛，如果把他們全部按在原地不動，會怎么樣？只會窮下去。在我們黨和政府沒有力量幫助他們改變貧窮面貌的時候，他們能夠義無反顧地走下高山，他們是先知先覺的行動者，不僅減輕了政府的負擔，而且給遷入地帶來了勞動力，帶來了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幫了我們政府的大忙。習近平同志在擔任黨的總書記之后說過一句話，我覺得說出了我們黨的初心，說出了我們黨的宗旨：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我看，習近平總書記的話應該成為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指導思想。”

瓦西亞夫默然無語，心里很是震撼。長久以來，許多同志都是自覺不自覺地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無形之中站到了這些自發搬遷群眾的對立面，沒有或者很少站在他們的立場、站到他們的角度去思考問題，也許，這就是他和面前這位領導的差距吧！

很快地，由涼山州委政策研究室牽頭，由人社、公安、教育、衛計、扶貧等職能部門組成的調研組成立，對州內各縣市自發搬遷情況進行調研，重點是自發搬遷群眾最多的西昌市。同時，到大涼山周邊、彝族群眾自發搬遷人數比較多的攀枝花、雅安、樂山、眉山4個市7個縣了解情況。

幾年之后，瓦西亞夫跟我們談及他當時的感受：“忠義書記就像越野車上那根不停運轉的傳動軸，他一轉，把周邊的人都帶動起來了，把牽涉的人都帶動起來了。他轉得快，逼得周邊的人、相關的人都跟著他轉，快速地轉……”

2017年5月間，陳忠義作為調研組的一員來到西昌禮州鎮白沙村四組，這是西昌市境內自發搬遷群眾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在這里，陳忠義遇到了從雷波縣莫紅鄉九口村自發搬遷下來的群眾。

74歲的吉坡長格，是最早從九口村自發搬遷下來的，那是2014年，也是在那一年，在精準識別中，吉坡長格被確定為建檔立卡貧困戶。

陳忠義問：“怎么想著要搬下來的呢？”

吉坡長格黝黑瘦削的臉上，顯露出痛苦的表情，卻嚅囁著說不出話來。原來，就在五六年的時間里，他的家支里接連死了5個人，最大的50多歲，最小的才10來歲。最令人痛心的在于他們都不是壽終正寢，也不是得了不治之癥，而是因為在山上出了意外，不小心從山上摔下去的，被從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砸到的，那個小孩子則是因為趕羊子，一不留神掉到了山崖下面……

白發人送黑發人啊！

吉坡長格抹一抹眼角：“我是老了，沒有多少活的日子，可是，我的兒子呢？孫子呢？總要讓他們好好長大吧！沒辦法，我們就走了，走啦！”

陳忠義抓住吉坡長格干瘦漆黑的手，拍拍他的手背：“走，是對的。走下來就好了！”

“領導，領導，你大領導也說對嗎？”

陳忠義強忍著眼眶里的淚水，重重地點點頭！

吉坡長格喃喃地說：“那我們就放心了。”

吉坡長格家有5口人，老兩口，兒子兒媳，還有一個孫女，這一年，兒媳懷孕了，家里的收入主要就靠兒子在電站工地上班，日子過得緊緊巴巴，房子的墻也是空心磚的。

陳忠義鄭重地對吉坡長格說：“老人家，你的難處我曉得了，政府也曉得了，你放心，你的難處，我們一定幫你解決。”

吉坡長格連連點頭。

陳忠義又來到吉坡幾生家。吉坡幾生也是一個瘦削的漢子，這年47歲。

陳忠義問他：“有幾個孩子？”

“一兒一女。”

“好福氣啊！多大了？”

“大的17歲，小的13歲。”

“在哪兒讀書呢？”

“鎮上，女兒在月華中學讀初中，兒子在讀小學。”

“哦，我聽說月華中學是很不錯的一所學校哦！學習成績不錯吧？”

吉坡幾生臉上露出驕傲的神情：“是，是，上學上得有點晚，不過成績還不錯。我們這一輩子不行了，就指望他們以后出息了。”

這正是吉坡幾生從九口村搬下來的主要原因。在九口村，孩子上學太難了，要爬那么陡、那么險的山路。孩子一出門，當父母的就提心吊膽，實在是太危險了。可是，孩子又不能不上學呀！于是，吉坡幾生狠狠心，咬咬牙，傾盡全力，把孩子先搬下山來，放到西昌月華鄉白沙村的親戚家。因為要籌錢籌學費，女兒10歲過了才上的一年級。

“下來上學，要繳不少錢吧？”陳忠義問。

“是要繳一些，值得，值得！”

陳忠義心里一沉，記下這件事。

“這些年，有多少戶人從九口村搬到這兒來了？”

“吉坡長格家是最早搬下來的，好像是2014年吧，現在我們九口村有11戶搬到白沙村了。”

“你說說，還有什么困難嗎？”

“沒什么沒什么，比在九口好多了，好多了，孩子上學近，教育質量好，放心得很。雖然沒有地，我租了地種葡萄，再打工，可以養活一家人的，孩子大了就好了。”

陳忠義盯著吉坡幾生，像很多次面對彝族鄉親時感覺到的一樣，在黝黑的、布滿刀刻般皺紋的臉上，他看見的是一雙純凈、坦然的眼睛，他突然感到十分慚愧。

晚上，調研組開會湊情況，陳忠義心情很是沉重：“不知道同志們有沒有去過九口村？我是去過的，我從山腳一直爬到了阿妞哄的最高點，那個地方確實不適合人居住。這些彝族群眾為了過上好一點的生活，為了讓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自己從高寒山區搬下來，做的是我們政府想做而沒有做，或者說是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應該給予最充分的肯定，給予最大的支持。我想，這是我們下一步制定相關政策的出發點！忘記這一點，就是忘記了我們共產黨人的初衷，忘記了我們共產黨人的宗旨！”

與以前的調研相比，此次調研范圍很廣：州內，涉及全州17個縣市；州外，涉及與涼山接壤的樂山、宜賓、雅安、攀枝花等地。初步摸查得到的數字相當驚人：截至2015年，全州農民自主搬遷遷至州外的有4萬人；在州內跨縣市遷入35953戶162788人。其中西昌市遷入18848戶86623人，數量大，時間跨度長，人員構成復雜。

也就是說，在過去的近40年里，有將近20萬名農民陸續自發搬遷到縣外、州外及省外，甚至還有出國跑到東南亞國家的。其中，一部分群眾是為了改變生存環境，從生產生活條件惡劣的貧困地區、高寒山區搬遷到生存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區居住；一部分群眾則是為了孩子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搬遷到教育條件、交通條件較好的地區；也有一部分群眾是為了躲避家支之間的矛盾，或者是為了逃避計劃生育政策而搬遷的。遷出地，主要是涼山州的東五縣、北三縣等國家級貧困縣，遷入地則集中在生產生活條件比較好的西昌、德昌、冕寧等安寧河流域各縣市。

自發搬遷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其中，有社會管理問題：有的自發搬遷農戶法制觀念淡薄，生活習慣落后，違規生育，吸毒販毒，危害社會治安，遇糾紛時聚眾誘發群體性事件；有的不配合遷入地管理，與當地群眾關系緊張。有土地房屋問題：大部分自主搬遷農戶通過私下流轉買賣獲得土地、房屋，其交易難以得到法律保障；部分自主搬遷農戶自建房屋安全隱患、地質災害隱患突出。有破壞生態問題：自主搬遷農民在基本農田、林地甚至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等地區亂墾亂建現象大量存在，致使西昌等地出現“林地天窗”。還有公共服務問題：自主搬遷農民普遍不能享受遷入地住房、就業、就學、醫療、保險、民政救助等惠民政策和社會保障；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建設薄弱，如自主遷入西昌市的農戶有30%不通水、28%不通電……

相比較而言，州外、省外的市縣，對搬遷去的彝族同胞更寬容一些。其中，攀枝花市按照省政府安排，1999年落戶安置自主搬遷農民2477戶11571人；雅安市爭取中央和省政策支持，在已自主搬遷農民集中地設立兩個民族鄉，2003年一次性落戶安置747戶7989人；眉山市仁壽縣按照婚遷、未成年子女落戶政策，為1318名涼山籍人員辦理了農遷農落戶。

2017年8月初，由州自主搬遷農民幫扶管理調研組撰寫的《關于做好自主搬遷農民幫扶管理工作的調研報告》終于完稿，陳忠義簽呈林書成書記、蘇嘎爾布州長。

兩位主要領導迅速簽署意見：此調研報告正視現實問題，對策建議切合我州實際，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建議由忠義同志牽頭，在此基礎上形成文件。

這項重如磐石的老大難工作，終于被撬動了。

對于陳忠義來說，這只是一個開始。問題擺出來了，怎樣解決呢？怎樣在國家現行法律、法規的框架下，合情合理地解決問題呢？這才是最大的難題。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人家變賣所有家產，離鄉背井，搬下來了，住下來了，怎么辦？最簡單的辦法，是為他們解決戶口，因為在我國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之下，公民所有的福利都捆綁在戶口上。沒有戶籍，就無法解決就業、就醫、上學問題！這是人所共知的基本常識。但是，農村上戶口，有幾個硬杠子：必須同時具備以下條件：現戶口登記在村委會、依法承包農村責任田、2005年1月1日前繳納農業稅費并承擔農村公益事業勞務、沒有享受城鎮居民社會保障和福利待遇。做不到這幾條，想上農村戶口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就把自主搬遷農戶在遷入地上農村戶口的可能性全部堵死了。

又比如說，這些自主搬遷農戶，搬進遷入地的時候，雖然沒有經過當地政府批準，但是，他們是從私人手里購買了宅基地和土地的，這是既成事實。然而，土地私下買賣屬于非法行為，不僅不受承認、不受保護，而且要進行嚴厲打擊。這個問題又怎么辦？

陳忠義一次次召集政研室、發改委、扶貧局、人社局、公安局、農工委等職能部門的同志進行專題研究，把可能涉及的所有問題都一筆一筆理出來，然后，逐條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制定相應措施。

這才是一個真正考功力的過程：問題抓得準不準？解決問題的辦法是不是可行？符合不符合國家的政策法規？

不止一次，陳忠義和下面職能部門的同志爭得面紅耳赤。事后，職能部門的同志都覺得不好意思，前來道歉。

陳忠義卻不以為然，道理總是越辯越明，不能說誰的官大誰就正確吧。任何一項政策的制定推出，都關系到老百姓的福祉，都必須慎之又慎。

他一直記得毛澤東同志的一個著名論斷：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作為一級黨委政府，制定一項政策，確實關系到無數人的命運，我們不得不把它想得周密再周密一些，嚴謹再嚴謹一些。

做好自發搬遷農民管理工作提上議事日程，成立一個專門機構承辦相關事宜就成為當務之急。可是，把這個機構放在哪兒呢？

陳忠義先找到州發改委，發改委的同志很為難：這不是我們發改委職責范圍內的事情啊！

陳忠義又找到州紀委，因為自主搬遷戶牽涉部分黨員干部，紀委也是可以管的。但是，紀委的同志也很為難：紀委怎么介入群眾自主搬遷呢？

最后，陳忠義找到州扶貧局，扶貧局的同志嚷嚷：扶貧攻堅的事情都做不完啊！

這也是實話。陳忠義找到州委組織部，抽調幾個人，最后又找到州扶貧局局長王永貴。他說：“‘自發辦’這個機構還是放在扶貧局比較合適。我給你抽調了幾個人，把‘自發辦’的架子先搭起來。”

王永貴二話不說，把這個活兒接了下來。

2017年9月，調研組拿出了中共涼山州委、涼山州人民政府《關于加強已自主搬遷農民管理工作的實施意見》初稿。陳忠義親自組織專題會議，對這份初稿進行研究討論，先后改了不下十稿。文件即將定稿了，扶貧局局長王永貴提出：“是不是把文件大標題中的‘加強’兩字圈掉，改用‘規范’兩字？”

陳忠義忍不住拍案叫絕。這些年，這個要加強、那個要加強，加強的東西太多了，“規范”兩字就大不一樣了，規范，既有對自發搬遷群眾的要求，也有對管理者的要求，核心就是要依法辦事！

這份文件開宗明義，要確保2020年全州脫貧奔康不落下“一人一戶”。對已搬遷的農民，“應落戶盡落戶”，不能落戶的，可就近申領居住證；其子女全部納入遷入地義務教育保障范圍，應讀盡讀，不得加收與入學掛鉤的任何費用；在所有醫療機構均享受同等醫療服務；按同等標準、程序參加社會保險，享受公共服務，確保應保盡保；遷入遷出地要同步推進脫貧攻堅……

2017年10月，文件形成并呈送州委、州政府。

州委書記林書成召開常委會，對這份文件進行研究。

州長蘇嘎爾布首先發言：“我認為這個文件弄得很扎實，很周到！搞得非常好，我非常支持。今天，我是作為一州之長表這個態，不是站在彝族干部的角度上講。彝族群眾自發搬遷這個事情，是個老大難問題，今天必須要抓、要解決了。這個文件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思路，下一步，就看我們怎么抓了！”

常委們對這個文件極為贊賞，全票通過。文件迅速下發。與此同時，涼山州以視頻連線的方式召開動員大會，州委、州政府和全州17個縣市主要領導出席，陳忠義做動員講話。

這項被公認為州委州政府最棘手、最難辦的工作終于全面啟動。

2、

西昌市委機關辦公樓。接替瓦西亞夫成為州委副秘書長的沙馬周強跟著陳忠義已經在常委會議室外坐了一個多小時。陳忠義不動聲色，沙馬周強卻如坐針氈。按照工作程序，州委領導到西昌市委來，事先是應該發通知的。可是今天，陳忠義卻執意不要他們發通知，而是直接到了市委機關。上午西昌市委召開常委會。市委的同志看見陳忠義來了，就要去報告書記、市長。陳忠義把他們攔住了：“我們在外面等。”

可是，會議會開到什么時候呢？難道就一直這么等下去嗎？沙馬周強知道，這是陳忠義用這種方式表示他對這項工作的極端重視，希望西昌市的同志們領會、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像瓦西亞夫一樣，沙馬周強對規范農民自主搬遷工作的難度有著非常充分的認識。從某種程度上講，他的認識更直觀，也更深切。他參加工作去的第一個單位就是州民政局，當時，他親身參與了自發搬遷群眾的遣返工作，對推進這項工作的難度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積累了幾十年的問題，不是一紙文件就能解決的。首先，對遷出地的黨委政府來說，要把底數摸清楚就是一個天大的難題。幾十年了，多少人流動去了哪里，誰也說不清楚，怎么去查？狗咬刺猬無從入口啊！遷入地的黨委政府的難處就更大了，人家已經在你的地盤上生活那么多年了，要是追究起責任來，首先挨板子的就是當地政府——當初，是你們管轄下的人把地賣出去的，從村到鄉、到縣，一級級政府就一點不知道嗎？是視而不見，還是聽之任之？現在，造成既成事實了，攆是攆不走了，留下來，怎么辦？上學、就醫、住房安全，還有計劃生育、禁毒防艾、社會治安……板子可是要打到他們屁股上的。可是，要管，怎么管呢？戶口又不在遷入地。還有人均GDP，西昌市可是全國百強縣，如果把這十來萬人算進去，GDP可是要拽下來一大截的哦！

沙馬周強記得，有一次，陳忠義下鄉的時候，看見路邊一個山頭上有人家，就問是哪個村子。同行的縣委書記說，是幾個自主搬遷戶。陳忠義一聽，就說：“我看有不少人家，我們上去看看。”

陳忠義說著，拔腿就往山上走。陪同的同志也都跟了上來。

上山沒有公路，只有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

陳忠義問：“既然有人住，為什么不給修路呢？”

縣委書記囁嚅道：“嗯，嗯，我們原來想，不修路，他們自己就會搬走的。”

陳忠義臉色沉下來，大步往山上走。到了山頭上，陳忠義挨家挨戶問情況，問得一清二楚才離開。

下山的路上，他說：“我們都要想一想，要是有我們的親人住在這里呢？都是我們的兄弟，兄弟來了，難道我們不應該敞開胸懷歡迎他們嗎？”

這個縣動作很快，為這個山上的自主搬遷戶解決了道路、水電問題。

畢竟那只是區區幾戶、十幾戶人家，舉一個縣之力，好解決，可是，西昌市就不是幾戶、幾十戶、幾百戶的問題，而是有幾萬戶十來萬人，也正是因此，西昌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和壓力，推動這項工作也相當緩慢。

常委會終于結束了。書記、市長聽說陳忠義在會議室外等了許久，連忙趕來。

陳忠義凝視著兩位主要領導好一會兒，然后說了一句話：“這項工作就拜托你們了。”

“請忠義副書記放心，我們一定把這項工作抓起來，抓好，抓出成效來！”

這件事給在場的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在西昌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下，這項工作得到了強力推動。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完成了自發遷入西昌的31403戶143130人的摸底登記、調查核實以及貧困人口精準識別工作。

2018年元月，西昌市在月華鄉新華村召開現場推進會。市長馬廷貴把新華村黨支部書記馮軍喊到身邊：“你們村自發搬遷的農戶比較集中，而且時間很長，現在，省、州、市對這項工作都極為重視。我們要把自發搬遷來的農戶，當作自己人，首先把‘三建四改’搞起來，讓他們的生活環境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同時，也要探索一下規范管理的具體辦法。希望你們村先行一步，做出個樣子來。”

“三建”，指的是建庭院、建沼氣池、建入戶路；“四改”，指的是改廁所、改廚房、改畜圈、改水。這個難度可不是一般的大啊！

市長馬廷貴看出了馮軍的畏難情緒，說：“資金問題你不用擔心，市里會全力支持，給予解決。我覺得，在這個基礎上，還是要發動群眾，增強這些自發搬遷群眾的歸屬感，調動群眾自力更生、改善生活環境、建設自己家園的積極性。”

馮軍表態說：“市里這么支持，我們一定把工作做好！”

市長馬廷貴銳利地盯著馮軍：“好，你這就是立下軍令狀了。過幾個月，我要來檢查驗收！”

馮軍渾身繃緊了，市長的話，似乎喚醒了他當年當警校生的血性，他沉聲答應：“是！”

馮軍是土生土長的新華村人。他記得很清楚，最早的兩個自發搬遷戶是2005年前后從喜德和冕寧的高寒山區搬來的。其中的羅洪伍嘎是從冕寧搬來的，依火阿沙是喜德搬來的。開始的時候，他們都是替村子里的人守果園，打零工。時間一長就再也不肯回去了，而且把家也搬來了：這兩家的狀況，讓新華村的人大吃一驚：羅洪伍嘎有8個孩子，依火阿沙家少一點，也有7個，前面生了6個女兒，他不甘心，直到生出一個兒子才罷休。他們花三四千元一畝，買下村里人開的荒壩地——那些地，原本是新華村五組、六組、八組共有的集體土地，原先是荒坡。20世紀80年代起陸續有群眾開墾耕種，但收成微薄。村民就不再耕種，而是私下里賣給了自發搬遷來的農戶。這些農戶用村里人砌墻的大磚，也就是空心磚搭起簡陋的住房，在這片荒坡上扎了下來。2008年之后，遷來的人逐漸多起來，到2014年、2015年，大批的人來了，一下子就聚集了兩百多戶。2015年，縣里組織公安、民政等部門進行強拆，引起群體性事件，不得不匆匆收場。結果是自發搬遷戶越來越多，到2015年，全村的自發搬遷戶已經達到987戶4535人。

從村子里到這片自發搬遷群眾的聚居地，有四五公里遠，只有一條人踩出來的毛路，坑坑洼洼，晴天塵土飛揚，雨天泥濘沒腳；用的電是從私人家里牽的電線，電壓低，又不穩定，電飯鍋都煮不熟飯；用的水，倒是接的新華村水廠的水，實現了全覆蓋，可是，就那么大的水流，用的人多了，就很難保證穩定供水；垃圾遍地都是，也沒有人清理打掃……

馮軍是2008年出任新華村黨支部書記的，對這些情況自然時有所聞，可是，卻一直沒有辦法去改變。現在終于能夠為他們做點事了。

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新華村開展入戶調查，逐戶登記自發搬遷群眾住房、人口、耕地、用水用電、收入來源、子女就學、社保繳納等方面的情況，做到底數清、情況明。按照一戶一檔的原則，健全自發搬遷戶家庭情況檔案，并錄入數據庫。對村內的自發搬遷戶住房進行統一編號，并上圖標定位。組織鄉村組干部劃片負責，進村入戶開展調查登記，做到村不漏戶、戶不漏人，鎖定現狀。

接著動工的是進村道路。這條村莊主道由交通部門列入建設計劃，投資200萬元，從國道108接入，寬4米，長4.5公里，直接通到新華村自發搬遷群眾聚居區，徹底解決了群眾的出行難。

同時改造的還有電，市供電局出錢，新增了一大一小兩個變壓器，接入國家電網，實現一戶一表、一戶一卡，徹底解決了用電問題；確定了新的水源點，從安寧河上游的大橋水庫引水入村，管道施工完成后，將徹底改變用水難的問題。

積極協調鄉內學校，解決自發搬遷群眾學齡兒童就近入學。《涼山州人民政府教育督導委員會關于印發涼山州已自發搬遷農民子女入學就讀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堅持“以遷入地政府管理為主，以就讀公辦學校為主”原則，將其納入遷入地教育發展規劃和財政保障范圍，享受與當地戶籍人口同等義務教育政策和教育扶貧政策。由于鄉內三所學校無法容納，縣鄉政府積極協調月華中學、月華小學和綠蔭學校，努力挖掘潛力，盡可能讓自發搬遷群眾的子女就近入學。確實無法容納的，則與鄰近禮州鎮、冕寧縣漫水灣鎮、沙壩鎮聯系，幫助學齡兒童分流入學，確保不失學。

“三建四改”中難度最大的是修建入戶路和院壩硬化。采取群眾自備沙石、自行投工投勞、政府補貼配發水泥的辦法，發動群眾實施“三建四改”。這項工作牽涉每家每戶，各家情況不盡相同。有的家里沒有勞力，成年人都在外打工，剩下的都是老人孩子；有的則是“等、靠、要”思想嚴重，只想得現成的。馮軍和村干部們挨家挨戶地做工作，組織黨員骨干開展義務勞動。按照3立方米沙石配12包水泥的比例，政府先后投資110萬元購買水泥，全民動手投工投勞，終于完成了17010米的入戶道路，硬化院壩的面積達到28350平方米。

為了加強溝通和管理，馮軍組織聚居點彝族同胞各個家支開會，推舉出兩個村民代表，由他倆與村委會聯系，負責上情下達。這兩個代表十分負責，針對聚居點垃圾遍地的現象，他們征求大家意見后，開征垃圾清運費，每戶每月10元，街道也變得清潔了。

5月，涼山州組織全民體檢，村委會通知到這兩個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再通知到每家每戶，凡是在家的全部都參加了體檢。

2018年4月，西昌市召開全市生態文明示范村現場會，全市選了8個參觀點，新華村就是其中之一。市長馬廷貴看見新華村的新面貌，很是高興，大大夸獎了馮軍他們村委會的一班人。

從2017年開始，西昌市投入大量資金用于改善自發搬遷群眾的生活環境，2017年，投入1150萬元；2018年，投入2500萬元；2019年，投入2000萬元。截至2018年底，西昌市40個鄉鎮244個村全部通了硬化路。

規范自發搬遷群眾的管理工作，在全州有序展開。

3、

阿巴爾初第一次到西昌市大興鄉，是走著去的。從他生活了40年的普格縣瓦洛鄉躍進村，走到位于涼山州首府西昌東邊的大興鄉建新村，整整用了12個小時。

這年，是2007年，阿巴爾初40歲，有3個孩子，兩男一女。

第一眼看到那一大片荒蕪的山坡地，他愣住了，久久無言，眼睛卻濕潤了。多么好的一片地啊：上面，有從大森林保護區流下來的水，又清又亮；下面，是人家漢族老鄉種的葡萄園，一排一排，綠油油的。這地兒，能蓋房子，能種苞谷，能種洋芋，還能放牛放羊子。居然是荒地，要是放在老家，可是最好最好的田了！更重要的是，這30畝地，賣主只要15萬元！15萬元買30畝啊！不忙不忙，他告誡自己，還有一個問題要弄清楚，那是他也是鄉親們最關心的一點：娃娃們讀書的學校有多遠？他得用自己的腳步去量一遍。他先去的是大興鄉中心小學校，輕輕松松走1個小時，到了，不遠，一點兒也不遠，真心不遠啊，比老家近得太多了：在老家躍進村，孩子們上學，單程最少得走4個小時！而且那是什么路啊，筆陡的、彎彎曲曲的山路，爬不完的坡，上不完的坎啊！

阿巴爾初還是不放心，又往東走。走不多遠就跨出了縣界，到了昭覺縣境內，這兒有一個村小，還要更近一點！

這不是福地洞天是什么？

阿巴爾初興奮得一夜沒睡好。第二天一早，他立即往回趕，這回他搭上了長途車，80元錢的車費不能省，時間最金貴，萬一出了什么幺蛾子、發生什么變故，他可是哭都沒地兒哭去啦！

長途車只能坐到瓦洛鄉，阿巴爾初用4個小時哼哧哼哧走回躍進村則宗組，這時天都黑了，他顧不上饑腸轆轆，立即找到那6個情投意合的鄉親，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考察結果說了出來。入夜，氣溫驟降，大伙兒圍著三鍋莊，熊熊的火焰烤得眾人的臉龐紅通通的，眼睛亮晶晶的。很快，7戶人形成了一個共識：就是砸鍋賣鐵，也要把錢湊齊了，把地買下來，然后，盡快搬過去！

15萬元錢，現在來看不算多，但是，在那個時候，對阿巴爾初和6個鄉親來說，可是一筆巨款！一時半刻哪里湊得齊啊！羊子，賣了；牛，賣了；苞谷洋芋，賣了。由于村子不通公路，東西挑到鄉里，根本賣不出好價錢——買主都知道你不可能把東西再背回去，使勁殺價，你的眼睛里包著一包眼淚水，還是得賣！就是這樣，距離15萬還是遠遠不夠，那就只好借了。15萬元終于湊齊了，地也買下來了。第二年也就是2008年9月里的一天，阿巴爾初帶著老婆和3個孩子離開老家躍進村。這一夜，全家人都興奮得睡不著，等到天快亮了，村子里的公雞還沒有打鳴的時候，全家人出了門。阿巴爾初把那個年代悠久的菩薩柜拴在自己的背上——這是用來放置供奉祖先的貢品的，鄉親們都相信，祖先們的靈魂就居住在這里，第一個跨出了家門，隨后，是孩子們，最后是老婆。老婆留戀地看了一眼老房子，她在這里生活了半輩子，孩子們都是在這里出生的。然后，她也沒有再關上家門，就踏上了離鄉之路。

在大興鄉建新村那30畝荒山地上，阿巴爾初很幸運地發現，空曠的山坡上有一間垮了一半的小土屋，是村子里的人用來守莊稼的。阿巴爾初一家人擠了進去，找了個穩當的地方放置好菩薩柜，開始了新的生活。阿巴爾初買來空心磚和水泥瓦，建起簡易的住房，然后就到山下去打工掙錢了。不久，那6戶鄉親也陸陸續續地搬了過來，再往后，村子里更多的鄉親也搬來了，連村主任俄洛土伙也搬了過來，躍進村成了空心村，大興鄉建新村原先空曠的荒山坡蓋滿了簡陋的房子。

一晃，10年過去了。這期間，阿巴爾初出去打工，學了一手砌磚手藝，養家糊口是沒問題了。3個孩子也一天天長大了。孩子長大，給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煩惱：兒子要成家娶媳婦。這可是一件大事兒。不料想，原先定下的一個姑娘，彩禮都給了，兒子卻要悔婚。阿巴爾初氣得要死，卻拿兒子沒辦法，最終退了婚，損失了一大筆彩禮錢，那是他一磚一瓦掙來的辛苦錢、血汗錢啊！經過一番波折，兒子重新找了一個稱心如意的姑娘，結婚的事兒提上了議事日程。沒辦法，阿巴爾初抖抖索索地把這些年掙的錢全都搭了進去。這是非常典型的因婚返貧，阿巴爾初一下子回到了解放前，成了貧困戶。

唉，10年啊，10年前搭建的空心磚房子日見破落，墻體出現了一條條寬寬窄窄的縫，又透光又透風，一到冬天，刮進來的寒風像刀子一樣割人；屋頂的瓦也爛了，一下雨就漏水，滿地都得擺上接水的盆盆罐罐。阿巴爾初尋思著該把房子翻修一下了。當初蓋房子，地基都沒打，而且用的是空心磚，他也是后來才知道，空心磚砌的墻體是很不安全的。可是，錢從哪兒來呀？阿巴爾初犯愁了，一籌莫展。

2018年4月里的一天，村主任俄洛土伙來找阿巴爾初了。

“你是不是想蓋房子啊？”

“是啊，天天都在想哦，可是沒錢的嘛！要么，主任你借點給我？”

“我的家底你還不知道嗎？我有什么錢啊！”

阿巴爾初垂頭喪氣地說：“那你說什么嘛！”

村主任露出一絲神秘的微笑：“你說句實話，還差多少？”

“起碼得五六萬元吧！”

“呵呵，告訴你一個天大的好消息，你別愁了，準備蓋新房子吧，政府要給你發補助了。”

阿巴爾初盯著村主任，不敢相信。

“真的。上個月，村里不是給你評了貧困戶嗎？縣里通知下來了，凡是貧困戶，沒有安全住房的，可以參加彝家新寨建設，每戶國家補助45000元。咱們村子搬到建新村的20多家貧困戶，都可以享受這個補貼！不過得分兩批來，你們家的住房確實太破、太舊、太不安全了，所以列入了今年的計劃。”

阿巴爾初喜出望外：“是真的嗎？”

“真的不能再真了。但是，你可要注意哦，必須按照安全住房的標準重建，而且，必須在原來的地址上重建！”

“好好好！”

阿巴爾初被天上掉下的餡餅砸暈了。

他迅速拆掉搖搖欲墜的老房子，開工建新房子。

2018年上半年，涼山州迅速制定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規范已自主搬遷農民管理工作切實解決扶貧盲區的通知》《涼山州自發搬遷貧困人口精準識別工作實施方案》，明確指導思想、方法原則、進度安排和責任分工，強化統籌協調，確保按時、高效完成精準識別工作，為切實解決涼山自發搬遷農民扶貧“盲區”問題提供政策依據。2018年，從州縣市到鄉鎮村組，各級政府一起動手，在全州34041戶150765人已自主搬遷農戶中，共鑒別出建檔立卡貧困戶6652戶25424人，其中，未脫貧有4362戶18090人。州委州政府確定，對自發搬遷貧困戶繼續采用“五個一”精準幫扶，落實幫扶責任。已自發搬遷貧困戶幫扶由遷出地即戶籍所在地統籌落實，各縣市制訂幫扶計劃，落實幫扶措施，用兩年時間，首先幫助這1萬多名貧困戶解決“兩不愁三保障”問題，重點是解決他們的安全住房問題。這樣做，不僅消滅了脫貧的盲區，而且，也可以為全州徹底解決自主搬遷問題蹚出一條路子，提供有益的經驗。

為此，陳忠義和相關部門的同志對此做了深入研究，最終確定了“誰家的孩子誰抱走”的原則，對這批貧困戶實行遷出地，也就是戶口屬地化管理。因為只有在戶口所在地，他們才能享受貧困戶的補助標準。由遷出地負責對遷出戶進行貧困戶的申請、鑒別、審定，然后，由遷出地政府按照建檔立卡貧困戶的標準對其實行補助。遷入地給予配合。

2019年開春，中共涼山州委書記林書成、州人民政府州長蘇嘎爾布在大會上親自將全州州內縣外自發搬遷貧困人口問題清單交給西昌、德昌、冕寧、會理、會東等遷入大縣辦理。全州已自發搬遷貧困戶安全住房建設指標采用彝家新寨項目、藏區新居和易地扶貧搬遷項目全覆蓋。

阿巴爾初就是這項政策的受惠者之一。

2019年春天，我們到西昌市大興鄉建新村實地采訪。從普格縣瓦洛鄉躍進村搬來的25家貧困戶中，有13戶已經于2018年住進了新房，剩余的12戶正在新建，紅磚砌成的墻體已經成形，就等著上梁蓋頂了，最晚秋季也可以入住。

2019年3月，陳忠義再一次來到禮州鎮白沙村，看望那兩位讓他牽掛的彝族鄉親。

他首先到了吉坡長格家。吉坡長格看見他，笑得合不攏嘴，領著他看新蓋的房子：“這個新房子就是領導上次來了之后開始修的。感謝領導，感謝領導。”

陳忠義笑著說：“這可不是我的功勞，是我們黨的政策好！”

這里面的緣由別人不知道，陳忠義很清楚，這確實是一個巧合。吉坡長格雖然早就搬離了九口村，但是，九口村所在的雷波縣莫紅鄉政府并沒有忘記他這個貧困戶。2016年8月間，莫紅鄉黨委書記熊古批專程趕到白沙，找到吉坡長格，告訴他：“作為貧困戶，你們家可以享受易地搬遷政策，每個人有好幾萬元的建房補助。像你們家，有5口人，全家的補助標準就是10萬多元。按照規定，如果是縣內的，統一集中安置，縣里負責建房；搬到縣外的，可以自己修房子，鄉鎮工作隊定期到現場核實進度，然后按照修建進度撥付資金。”“10萬多元！”聽到這個數字，吉坡長格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熊書記肯定地回答：“沒錯，是10萬多元！如果你想蓋新房子，現在就可以申請啦！”吉坡長格急忙說：“我申請，要申請，我現在就申請！”

吉坡長格的申請很快就遞了上去，并且被列入了2017年的建房計劃。2017年6月，就是在陳忠義一行到他們家去過之后不久，熊書記通知他，可以開始蓋新房子了。10萬多元的補助資金會隨著新房的進展撥付。

2017年6月，吉坡長格開工修建新房，當年8月就完工了，隨即，吉坡長格一家6口住進新房。

應該說，雷波縣的同志工作做得還是非常細致的。后來，陳忠義大大地給他們點了個贊。這是后話了。

陳忠義看見吉坡長格老伴抱著的小娃娃，笑著說：“上次來還在媽媽肚子里，現在都這么大了。來，我抱抱。”

陳忠義從老人手里接過小孫女，用臉頰貼了貼孩子稚嫩的臉蛋，孩子沒有哭，卻咧開沒有牙齒的小嘴笑起來。

大伙兒一起笑了。

吉坡長格告訴陳忠義：“現在有了新房子，兒媳婦和兒子一起出去打工，家里經濟狀況明顯改善，今年脫貧沒有一點兒問題了。”

接著，陳忠義又到吉坡幾生的家。這次來得巧，因為是周末，兩個孩子都在家里。2000年出生的女兒吉坡日洗今年19歲，看上去只有十五六歲的模樣，身材瘦削，明顯發育不良，不過，卻剪了個男式的小分頭，顯得十分精神。

陳忠義問她：“有沒有信心考高中啊？”

小姑娘倒不怯場：“有！”

陳忠義又問：“有沒有信心考大學？”

小姑娘脆生生地回答：“有！”

陳忠義爽朗地笑了。

吉坡幾生笑得合不攏嘴。

陳忠義又問：“供兩個孩子讀書，負擔重不重啊？”

吉坡幾生說：“以前重，現在好了，收的學費跟當地孩子一樣了，一年1000元的學費，兩個孩子，每個月都有150元的生活補助。我們家是貧困戶，還有照顧的。”

陳忠義點點頭。州委、州政府的文件里，專門強調，已自發搬遷貧困人口的義務教育，要堅持“以遷入地政府管理為主，以就讀公辦學校為主”的原則。將已自發搬遷貧困人口子女納入遷入地教育發展規劃和財政保障范圍，享受與當地戶籍人口同等義務教育政策和教育扶貧政策。

此刻的陳忠義感到十分欣慰。作為一名黨的干部，再沒有什么能比這一幕更值得高興、更值得驕傲的：自己親手推動、親手制定的政策落到了實處，見到了實效，變成了人民群眾由衷的笑容……

我們去過月華中學。這是西昌東邊一所很有名的初級中學，教學質量好、升學率高，不僅當地而且鄰近幾個縣的孩子都以考上月華中學為榮。因此，競爭還是相當激烈的。校長告訴我們，近幾年有一個現象：那些從高寒山區來的孩子，學習成績普遍要比當地的孩子好，因為他們學習更認真，更刻苦。也許是他們意識到這樣的學習機會來之不易吧！

與中學相比，當地小學的壓力更大。因為入學的彝族兒童很多不懂漢語，進了課堂什么也聽不懂，學校不得不從普通話教起；許多孩子從二半山區和高寒山區下來，沒有養成刷牙、洗臉、洗手的習慣，任課老師還要兼任生活老師，工作量增加了許多倍。

更加困難的是教育資源的匱乏。教育資源是按照所在地區人口來配置的。大批群眾自主遷入之后，學齡兒童急劇增加，學校又不能將他們拒之門外，教室校舍乃至師資力量嚴重不足。各個中小學校不得不努力挖潛，接納更多的學生，以至于出現了六七十個人一個班的大班制，這是教育部明令禁止的。禮州鎮和月華鄉這兩個自主搬遷群眾比較集中地區的中小學都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很多人都說彝族是一個遷徙的民族，在過去的很多年里，遷徙并沒有給他們帶來富庶幸福的生活，反而，越走越遠，越走越偏，越走越高，越走越苦，越走越窮。應該說，是40多年前的改革開放為彝族群眾開啟了另一種可能，那就是“人往低處走”。有那么一批人，可以說他們是先知先覺者吧，他們猶猶豫豫地走出大山，走下高山，走近富庶的安寧河谷，也走進了現代文明與生活。一旦進入這個陌生、全新的世界，他們就再也不會回頭，再也不會往回走。

也許，他們并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走出這一步的意義；也許，他們今天的聚居地，也不過是他們遷徙的一個驛站，將來，他們還會不斷地向別的地方遷徙；也許，經過一番遷徙之后，他們又會回到他們的出發之地，就像彝族要把死者的靈魂送回他們祖先所在的地方一樣。我們相信，遷徙會帶來無盡的變化，遷徙會帶來無窮的可能，就像世界上那些偉大的民族一樣，在遷徙中成長，在遷徙中壯大，在遷徙中成為一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力量！

祝福你，我們的彝族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