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西立面。 　　圖②：江村大墓出土金器。 　　圖③：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出土的翼獸紋、鳳紋錦半臂。 　　圖④：三星堆遺址祭祀區出土的銅人像。 　　圖⑤：明中都遺址三維模型。 　　圖⑥：皮洛遺址出土的手鎬。 　　圖⑦：鄭家湖墓地出土的漆盂。 　　圖⑧：雞叫城遺址遺跡。 　　圖⑨：黃山遺址出土的玉璜。 　　圖⑩：崗上遺址出土器物。 　　國家文物局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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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此次入選的項目是我國早期人類起源、史前文化與中華文明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進程的生動詮釋。現代科學技術助力研究，多學科、多專業合作等廣泛應用，體現我國考古學、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等考古事業的創新突破與蓬勃發展。

3月30日至31日，由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以網絡會議形式舉行。四川稻城皮洛遺址、河南南陽黃山遺址、湖南澧縣雞叫城遺址、山東滕州崗上遺址、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湖北云夢鄭家湖墓地、陜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肅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等10個項目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此次入選的項目是我國早期人類起源、史前文化與中華文明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進程的生動詮釋，展現了絢麗多彩、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風采。

填補考古研究空白，有世界性的考古發現

四川稻城皮洛遺址揭露出從7個文化層中出土的石器6000多件。這是迄今為止青藏高原考古發現的遺址面積最大、地層保存最完整、文化類型最豐富多樣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區考古發現典型的阿舍利技術體系遺存，填補了該地區乃至青藏高原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空白。阿舍利技術是人類早期智慧技能發展到一種高峰的標志，備受國際考古界關注。“皮洛遺址的發現為完整復原早期人類在高海拔極端環境下頑強生存與發展歷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證據。”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王幼平說：“這是世界性的考古發現。”

湖南澧縣雞叫城遺址發現了中國最早最完整的木結構建筑基礎，厘清了雞叫城聚落群鼎盛時期的整體布局。在城址內揭露出一批重要遺跡，其規模體量之大，保存之完整，刷新了我國木構建筑史。此外，遺址復原稻谷重量達2.2萬公斤，大面積集中分布的谷糠堆積，以及一系列大型建筑臺基等，也是近年田野考古中少見的重大發現。

山東滕州崗上遺址是目前海岱地區所見面積最大的大汶口文化時期城址。崗上遺址大型城址的發現，連同一整套陶玉骨牙器為代表的禮器等。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說：“這是考古首次發現大汶口晚期的城，城址平面近長方形，壕溝緊挨城墻外側環繞一圈，含壕溝在內，東西長約800米，南北寬約550米，面積達40萬平方米。”

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的考古發現，較為完整地揭露出明中都前朝區宮殿基址及部分附屬建筑的布局，增添了中國古代都城由宋元向明清轉變的關鍵環節的資料。國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長閆亞林表示，明中都考古工作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屬建筑的布局，體現了對元代宮殿制度、規劃思想的繼承和創新，以及對明代南北兩京宮城規劃模式產生的深遠影響，進一步深化了對于明中都的認識和研究。

科技考古成果突出，多學科研究廣泛應用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新發現的6座祭祀坑出土的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鳥形箔飾、銅頂尊跪坐人像等，進一步充實了三星堆遺址的文化內涵。值得一提的是，運用“課題預設、保護同步、多學科融合、多單位合作”的新理念，本次考古發掘創新使用現代化多功能保護平臺、恒溫恒濕考古發掘艙、現場應急保護實驗平臺、多功能考古發掘操作系統、遠程控制系統、不間斷高清數字記錄系統等，對中國考古學、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等發展產生積極深遠的影響。

湖北云夢鄭家湖墓地出土了一批珍貴的文字材料、罕見的葬具繪畫及精美的漆木器，活化了秦漢大一統進程中重要節點的歷史場景，生動展示了秦文化與楚文化逐漸融合、統一于漢文化并匯入中華文明的歷史過程。考古發掘中，邊發掘邊整理，同步開展多學科檢測研究。相關考古工作者還積極開展公眾宣傳，及時展示考古成果。

陜西西安江村大墓確定了漢文帝霸陵的準確位置，否定了“鳳凰嘴”為漢文帝霸陵的傳統認識，更進一步否定了西漢帝陵存在崖墓洞的推測，解決了西漢十一陵的名位問題。其中，考古勘探工作目標清晰，手段多元化，將傳統考古勘探與測氡法、地磁雷達等科技手段的地質探測相結合。現場文物保護預案科學合理，為遺址的保護、利用、展示奠定了基礎，對指導霸陵大遺址保護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展示具有重要意義。

河南南陽黃山遺址是一處以獨山玉和石料為資源支撐、其他地方玉材為輔助的新石器時代涉及玉石器制作性質的中心性聚落，填補了中原和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玉石器手工業體系空白。其中，科技考古成果突出，已在測年、植物、人骨DNA、玉石器巖性分析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說，現代科技給考古學插上起飛翅膀。考古發現中，多學科、多專業、多部門合作，多學科研究廣泛應用。

邊疆考古蓬勃發展，呈現民族交匯進程

此次新疆尉犁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和甘肅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入選十大考古新發現，反映了邊疆地區考古工作的成果。

新疆尉犁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是近年來中國邊疆考古、絲綢之路考古的又一項重大發現，意義深遠。

該烽燧遺址為唐代“沙堆烽”故址，是國內首次對唐代烽燧進行的主動性考古發掘，系統揭露了烽燧遺址全貌，為研究我國古代邊塞軍事建置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實物資料。出土的文書是迄今考古遺址出土數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書資料，文書所記錄內容豐富，諸多內容均為首次發現，具有極高的史料研究價值。

以慕容智墓為代表的甘肅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是長安以西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唐代高等級墓葬群。墓葬出土包括墓志、絲織品在內的各類文物千余件，從文字和實物層面，揭示了吐谷渾民族融入中華文明的歷史史實，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過程中的典型案例。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漢唐考古研究室主任董新林介紹，“十三五”時期，邊疆地區考古工作蓬勃發展，深入揭示了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進程，“這些重要的考古成果，都是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考古學例證，同時也充分反映了考古學發掘和研究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特有的重要價值。”

據悉，從1990年開始，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已經走過30多年歷程。本屆評選推介活動共收到32個參評考古項目，經過初評、終評等環節選出10個項目入選。

宋新潮說，國家文物局近期將印發實施《“十四五”考古工作專項規劃》，聚焦重大歷史問題攻關，力爭取得新突破；落實“先考古、后出讓”制度，保護傳承歷史文脈；大力發展科技考古，促進現代科學技術在考古中的應用；加強機構隊伍建設，不斷壯大專業力量；深化國際考古合作交流，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

《 人民日報 》（ 2022年04月01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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