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歷史與歷史的城市，就猶如謎面與謎底的關系。

謎面總是安靜的，是所指，是待兔之株；而謎底卻是暗流潮涌，是能指，是萬千種可能在與謎面的反復對位過程中，展示出獨一的適應性。反過來說，城市與歷史的組合的鎖鑰，總有其獨特的質地與凸凹。

成都市介于東經102°54′—104°53′、北緯30°05′—31°26′之間。四川盆地有一個神奇之處：這一深處內陸腹地之地，竟是海洋性氣候。許多濱海的地方卻是大陸性氣候，甚至上海都不能算作海洋性氣候。無論是看年氣溫變化——年較差，還是看日氣溫變化——日較差，被青藏高原的連綿群山呵護的四川盆地均是海洋性氣候。因為這里不僅年氣溫變化小，而且一日之中晝夜氣溫變化也小，晝涼夜暖。因“華西雨屏帶”的特殊原因，成都平原及周邊動植物種類繁多。據《成都市志·地理志》統計，成都平原共有脊椎動物578種，獸類112種，鳥類384種，兩棲類24種，爬行類29種……是許多動植物的“避難所”。由此形成了物華天寶、人杰地靈的格局：“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

伴隨大地隆起，四川盆地由海盆先是變成了海灣，接著變成了湖盆，這個湖盆比如今的四川盆地面積要大得多，是當時的世界第一大湖，后來地形繼續抬升，盆地的邊緣隆起一些高山，最后形成陸盆。成都平原冬無嚴寒，夏無酷暑，雨量充足；地表松散，沉積物巨厚，土壤肥沃；水系發達、河渠交錯，地表水、地下水資源豐富，為成都城市的興起和發展創造了優越條件，城市發展條件可謂“得天獨厚”。這也決定了成都平原生物的多樣性與豐富性，要大大高于別的地區。比如，成都是世界海拔落差最大的城市，也是全世界唯一能在市區里見到海拔6000米以上雪峰的千萬級人口的城市……

成都是長江上游文明的中心，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巴蜀文明的發源地。作為悠久而獨具特色的文化始源地之一，擁有璀璨而續接的城市發展史，使成都文化具有了鮮明的地域特色，并在歷史上創造了諸多世界之最、中國之最：成都是中國唯一的3000年城址不遷、2500年城名不改、城市中心未移的歷史文化名城，放之于世界城市史也非常罕有；成都是中國文化遺產標志——太陽神鳥的發現地；成都平原是全世界最早人工栽培茶葉、最早擁有茶葉交易市場的地區；成都是偉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世界文化遺產——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所在地，無壩引水、自流灌溉系統哺育了天府之國，運行至今潤澤近千萬畝沃土，成為世界古代水利史上“道法自然”的偉大創舉；成都是地方官學的起源地，西漢蜀守文翁在成都石室興學，成為全國文廟和地方官辦學府的肇始；成都是中國本土宗教——道教的發祥地，至今仍是全國乃至全世界道教重鎮之一；成都是地方志的故鄉，西晉崇州人常璩所撰《華陽國志》是中國現存最早、體例完備的地方志，也是歷代修志的榜樣；成都是世界上第一張紙幣——交子的誕生地，在世界貨幣史上留下了第一道強力的劃痕……

對此，巴蜀學者童恩正有一段論述：“四川所處的環境也是很有特點的。就南北方向而言，它恰好位于黃河與長江兩大巨流之間，亦即中國古代兩大文明發展的地區之間，既是我國西部南北交通的孔道，又成為我國南北文明的匯聚之區。就東西方向而言，它正當青藏高原至長江中下游平原的過渡地帶，又是西部畜牧民族和東部農業民族交往融合的地方。這種地理位置的特點，就使四川自古就有眾多的民族遷徙棲息，在歷史上留下了十分豐富的內容。”

在人們的印象里，古蜀世界浪漫而神秘。歷史學家譚繼和認為它具有下列文化特征：“仙源在蜀”“道源在蜀”“文宗在蜀”“才女在蜀”“易學在蜀”。

巴蜀史學者林向教授講述過這樣的觀點：四川盆地由于特殊的人文地理條件，在中華文化歷史長河中猶如一座“水庫”，對中國歷代政治、經濟、文化、人口等起著流動、儲存、調節、融合、擴散的“水庫效應”。

在古代中原的眼界里，蜀地屬于坤地。宋朝的蜀人就以為：“《易》以西南為坤位，而吾蜀重厚不浮，此坤之性也。”這是指一切土、一切地，以及與土地具有共性的一切事物生發的氣韻走向，也暗示了蜀地厚重、綿扎、柔韌、博物、文采勃發的厚土氣質。

1944年，著名作家朱自清在成都錦江之濱生活一年后，寫下了散文名篇《外東消夏錄》，其中指出：“成都是中國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

這個說法，淵源有自。

史學界普遍認為，城墻、宮殿以及武器的出現，既是國家政權出現的標志，也是文明起源的標志，當然，也可以把城市、文字、冶金作為文明的三大要素。作為古蜀文明的起源地，成都平原在秦代初期已經崛起了具有相當規模的三座都市，出現了成都最早的城市規劃和城市設計，加之發達的青銅鑄造技術和高超的玉器手工業，在當時無疑已處于燦爛的文明時期。但是，此一階段的文明遠不是巴蜀文明的源頭。進入20世紀以來，隨著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證明，在成都平原廣闊的地域內，石器時代孕生的巴蜀文化，不但在華夏歷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歷史中也有它不可忽略的重量。

成都的城市文明史長達4500年以上。按照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的觀點，古蜀文明的起源甚至可以上溯到“蜀之為國，肇于人皇”的時代。概略而論，三星堆文化是從蠶叢、柏灌、魚鳧到杜宇、開明等歷代蜀王世系所代表的不同的都邑文化的最早根據地，體現了鮮明的古蜀城邦文化特征，填補了巴蜀城市文明早期起源和發展史上的空白。如果說寶墩文化所涵蓋的6座古城代表著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起源，證實成都早在中華文明的起源階段就已成為長江上游文明的中心，那么位于平原腹地的三星堆古城址，則代表了古蜀城邦國家完成建構的輝煌階段。這對于后人了解古蜀城市建筑、城市功能和城市結構，都是彌足珍貴的“歲華紀麗譜”。

一個城市別稱越多，就越發昭示了它跌宕的多面性。很多人清楚歷史上成都一地有幾個充滿詩意的別稱，夢郭、陸海、龜城、蜀都、芙蓉城、錦城、錦官城等，均與城市興盛、地望有關。但縱觀成都2300余年的城市發展史，其布局特點是“龜城走向、二江環抱、三城相套”，并歷經三個發展階段：漢代至唐代的“二江珥市”格局；晚唐至清末的“二江抱城”格局；現在的“江環城中”的公園城市格局。

易中天先生《讀城記》里有一組對比：北京是“城”，廣州是“市”，上海是“灘”，廈門是“島”，武漢是“鎮”，成都是“府”。“也許，這就是成都了：樸野而又儒雅。這就是成都人了：悠閑而又灑脫。因為成都是‘府’，是古老富庶、物產豐盈、積累厚重的‘天府’。遠在祖國大西南群山環抱之中，躲避了中原的兵荒馬亂，卻又享受著華夏的文化福澤。那崇山，那峻嶺，那‘難于上青天’的蜀道，并沒有阻隔它與全國各地的聯系，也沒有使它變得褊狹怪異，只不過護衛著它，使它少受了許多磨難少吃了許多苦頭。那清泉，那沃土，那一年四季溫柔滋潤的氣候，則養育了一群美滋滋樂呵呵的成都人……

在我看來，這一切特征的根性，在于成都彰顯出越來越清晰的“城市韌性”。

要詳細梳理古蜀文明的演變以及成都的城市、風俗變遷，我把目光集中在城市的滄桑屋檐下，投射在它的磚石與阡陌之間，寄托于對碧水、城堞和往事的感嘆中。城市是有性格的，城市同樣有傳承，而成都所蘊涵的骨中之鈣、血中之鹽，不但反映在閑適的生活節奏與建筑中，更彰顯在人們的生活欲望的深處。

城市如迷宮。一座歷史從未中斷、從短暫衰落中可以奮然崛起的超級城市，恰如法國作家羅伯-格里耶筆下城市所具有的“拓撲學結構”。拓撲學是研究幾何圖形或空間在連續改變形狀后還能保持不變的一些性質的學科，它只關注物體之間的位置關系而不考慮它們的形狀和大小。如果以此觀察成都，可以發現2500多年來，無論成都遭受了怎樣的戰爭洗禮與移民入川，城市的詩意底蘊從未改變。

我認為，城市的最高境界是“詩意城市”，而韌性城市與詩意城市并不矛盾。所謂的詩意城市，用通俗的語言講就是“這個城市誰看了都愿意去品味它，因為它與眾不同，它有獨特的魅力，有獨特的美感與詩意，有讓人羨慕的地方”，詩的想象與詩的生活。詩歌并不是非要寫在紙上，詩更多是一種持續的生活方式。唯有將紙上之詩與生活之詩徹底交融，方為成都獨有的城市魅力。

戰國末年秦統一巴蜀，置巴郡和蜀郡。秦漢建立蜀郡、益州之后，“蜀人始通中國，言語頗與華同”。這里的“華”，指的是秦地方言。而明末清初的大規模移民入川，如今的四川方言就是在湖北官話基礎上形成的，使四川方言具有了海納百川的包容性和源遠流長的繼承性。

而四川最為流行的兩個方言詞是：安逸與巴適。

通過史料分析，可以發現“安逸”一詞最早出現在《莊子·至樂》中：“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口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這其中的”安逸”即為安閑、舒適之意，在之后的文獻中也表相似意義。蜀人具有幽默的天性，其口語里的“安逸”，含有褒義、貶義、中性等含義。也就是說，這是源自北方最后成為的蜀方言。

而“巴適”明顯是巴地方言。“巴食”，有斜靠著身體吃東西的本意。逐漸發展為：一是指很好、舒服、合適；二指正宗、地道。通常表字為“巴適”，也有表“巴食”。

在后工業化的氛圍中，我們開始考慮一種人文的追問——人到底應該生活在什么樣的城市？或者說什么樣的城市更適合于人生存？豐厚的歷史對城市未來格局是否具有積極影響？雖然我們只是看到了一些城市在經濟潮汐中不斷變換的姿態，但需要銘記的是——昨天，是蜀文化的輝煌史程；今天，也是這一歷史進程的發展。實際上，具有人文情懷的人們，面對悠遠歷史所表現出來的謙遜之感，來源于一種更深層、更強有力的感受。正如朱自清先生所感受到的那樣：“成都春天常有毛毛雨，而成都花多，愛花的人家也多，毛毛雨的春天倒正是養花天氣。那時節真所謂‘天街小雨潤如酥’，路相當好，有點泥滑滑，卻不至于‘行不得也哥哥’。緩緩地走著，呼吸著新鮮而潤澤的空氣，叫人閑到心里，骨頭里。若是在庭園中踱著，時而看見一些落花，靜靜地飄在微塵里，貼在軟地上，那更閑得沒有影兒……”

原始的“蜀”字，是一個象形字。它的上部為皿，就是“豎目”的意思。所謂“縱目”，指的是在兩眼之間的額頭正中，還有一個縱立的眼睛。詩意地說，張開了“第三只眼睛”。《荀子·賦篇》：“以能合縱”。“縱，豎也。”所謂豎目，就是縱目。蜀字上為人首，而中縱一目，下身為蛇。那么我們可以打量蜀的結構三部曲：蛇（龍）身、人首、縱目，由此構成了古蜀族的圖騰。有學者認為，這一圖騰所指，恰是顓頊之孫——火神祝融。

置身于三星堆遺址低緩而寬大的祭祀土臺上，“有時白云起，天地自卷舒”。我想起當地民間對這一帶的稱呼：寬山。“縱目郊原亂絮飛，好風嬌葉弄天機。”我們縱目古今，成都街道的主角不是房屋、公園、綠道、植被和車流，而是生生不息的人民。

司馬相如的一句話，深刻概述了成都的非凡氣質：“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凡的人置身當下的時代，必將創造跨越過往的輝煌之功。（蔣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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