濛溪河舊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橡果。

龜山遺址出土的陶器。

熊家嶺水壩發掘區。

寨溝商代遺址出土的鑲綠松石銅燕。

西旁唐宋時期景教寺院遺址出土文獻。

遼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遺址出土的銀鋌。 　　本文配圖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遺址發現的狩獵、采集、用火、刻劃等行為反映了怎樣的早期人類社會圖景？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的考古學研究有哪些新進展？史前單體聚落的水資源管理和利用是怎樣的面貌……”日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2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上，四川資陽市濛溪河舊石器時代遺址、福建平潭縣殼丘頭新石器時代遺址群、湖北荊門市屈家嶺新石器時代遺址、陜西清澗縣寨溝商代遺址、新疆吐魯番市西旁唐宋時期景教寺院遺址、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遺址等6個項目入選“202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

　　濛溪河舊石器時代遺址：

　　●揭示約5萬至7萬年前人類的遠古生活圖景

　　“濛溪河遺址位于四川省資陽市，主體年代距今約5至7萬年。經初步綜合研究和專家論證，遺址是一處世界罕見的保留大量石器、動物與植物遺存的舊石器時代綜合性遺址，也是現代人出現和擴散階段具有豐富植物遺存的遺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長、項目領隊鄭喆軒的匯報從濛溪河遺址的地理位置開始。

　　時間回到2021年9月，一場洪水沖垮遺址附近的堤壩及河岸，暴露出一些烏木和化石。經國家文物局批準，2022年、2023年連續開展搶救性考古發掘。

　　“目前，遺址已出土石器、動物化石及碎屑10.5萬余件。石器原料以非常特殊的硅化木為主，工具主要為小型的刮削器、尖狀器，另有少量骨器和木器，是世界罕見的舊石器時代對骨、木等有機質材料加工利用的實證材料。動物化石豐富全面，包括象、犀牛、牛、鹿、獼猴、魚等數十種，大中小型、水生陸生、食草類食肉類都有，初步顯示出古人類對自然環境中動物資源的深刻認識和廣譜化的狩獵能力。”鄭喆軒說，“尤為重要的是發現了極為豐富且罕見的植物性遺存，包括大型樹木及橡果、核桃、桃、李等。”

　　在鄭喆軒看來，飽水環境下保留的系統、豐富的遺存蘊含著詳實的古環境背景、完善的生產（石、骨、木器）及生活（廣譜的動物、植物性資源）資料、多樣的行為模式（狩獵、采集、用火、切割等行為），以及早期古人類對精神世界的初步探索（刻劃痕跡），全面立體地反映了特定時段的早期人類社會圖景，為深入探討早期人類對特殊石料及有機材料的加工利用方式，對動植物資源利用的廣譜化，藝術萌芽和技術與認知能力發展、現代人的出現和擴散等重大問題，提供了重要材料。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王幼平表示，這些豐富的新發現，生動展示了一個遠古時代古人生產生活的歷史場景，讓公眾對遠古時代的生活場景不再只靠想象，而是觸手可及，“尤其是濛溪河遺址除石器外，還保留了非常多的植物遺存，比如橡果、核桃、桃等，為研究舊石器時代提供了寶貴的新材料”。

　　殼丘頭新石器時代遺址群：

　　●推動中國東南沿海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構建

　　福建平潭縣殼丘頭新石器時代遺址群位于福建平潭島，沿海岸山體東麓背風坡地連續分布，包括殼丘頭、西營、東花丘、龜山等遺址。2017年至今，經過多次發掘，取得重大收獲。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人類起源與演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周振宇介紹，這些收獲包括建立了東南沿海島嶼地區距今7500年至3000年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全面揭露中國東南沿海地區7000年以來的史前聚落形態及其變化發展規律、多學科研究支撐下的南島語族早期人群體質特征和生計模式探索、南島語族早期人群的特征逐漸清晰等。

　　“以平潭殼丘頭遺址群考古發現為代表的南島語族考古研究新進展，推動了我國東南沿海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的構建，為探究早期南島語族人群特征、生計模式、遷徙規律提供了堅實的考古學支撐。”周振宇說。

　　在他看來，中華文明兼具大陸性和海洋性的特征，海洋文明是中華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南沿海地區的史前考古進展，以及對南島語族早期人群的深入認識，有助于我們了解海洋文明的起源、發展、擴散歷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指出，殼丘頭新石器時代遺址群的考古新發現，讓我們加深了對中華文明海洋性的認識，“同時，未來還有很多問題需要繼續探討”。

　　屈家嶺新石器時代遺址：

　　●發現因勢而建、規模龐大的史前水利系統

　　從地理位置上看，屈家嶺遺址位于湖北省荊門市屈家嶺管理區，地處大洪山南麓向江漢平原的過渡地帶，是以屈家嶺為核心，包括殷家嶺、鐘家嶺、冢子壩和楊灣等10余處地點為一體的新石器時代大型遺址。

　　說到遺址的考古新進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陶洋介紹：“經過系統勘探和多地點解剖，發現多組因勢而建、規模龐大的史前水利系統，并對熊家嶺和鄭畈兩處水利系統開展了詳細的考古工作。”其中，熊家嶺水利系統包括水壩、蓄水區、灌溉區和溢洪道等構成要素，可分為早晚兩期，晚期壩在早期壩的基礎上加高加寬擴建而成。早期壩的年代為距今5100年至4900年，是迄今發現最早且明確的水利設施。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戴向明認為，大型水利設施的修建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聚落人口發展到一定規模的結果，“長江流域多處遺址均發現了水利系統，比如良渚水壩，它的發現揭開了對良渚文化的新認識”。

　　陶洋表示，屈家嶺遺址發現的水利系統，標志著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從最初被動地防水、御水轉變為主動地控水、用水，實現了從適應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從學術意義上看，屈家嶺遺址治水范式的探索，為史前單體聚落的水資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細節支撐；屈家嶺遺址的考古工作，展示了長江中游地區大型中心聚落的規劃理念、布局演變和社會結構傳統，為考察史前水利社會的形成和發展、長江中游文明的起源和演進提供了研究樣本。

　　寨溝商代遺址：

　　●為探討陜北地區商代方國政治地理結構提供珍貴材料

　　殷墟甲骨文記載，商代晚期商王朝周邊幾乎是方國林立。20世紀40年代以來，陜北地區發現大量商代青銅器，清澗李家崖、辛莊等商代遺址的諸多考古發現，顯示出陜北高原曾是商代方國重要分布區域之一。為進一步探索黃土丘陵地區商代聚落形態和社會結構復雜化進程，2022年6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相關單位以寨溝遺址為中心，開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

　　據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孫戰偉介紹，寨溝遺址位于陜西省榆林市清澗縣解家溝鎮寨溝村，是陜北規模最大的商代中心聚落遺址。目前，已發現大面積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鑄銅遺存、一般居址點等不同功能的遺跡，密集分布在相鄰山峁上。其遺存豐富、要素齊全、規模巨大，凸顯出商代北方黃土梁峁地帶方國中心聚落遺址“多峁一體”的分布特征。

　　“在田野考古中總結出的這一區域所特有的‘多峁一體’的聚落分布形態，豐富了學界對于商文明的形成、模式與特質的認知，也讓我們開闊了眼界。”北京聯合大學校長雷興山教授說。

　　孫戰偉表示，清澗寨溝遺址商代遺存的發現是近年來商代方國考古的重大突破，為黃土丘陵地區不斷出土的銅器群找到了明確的考古背景，大量車馬遺存的發現為探索我國馬車的出現與車馬埋葬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證據。出土的大量青銅車馬器、兵器和玉器、骨器、漆器、龜甲與殷墟高等級墓葬物質文化相同，金耳環、銅蛇首匕、陶器則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反映了黃土丘陵地區與商王朝之間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對周邊地區的強烈影響。“總之，清澗商代考古的最新發現，為探討陜北地區商代方國政治地理結構等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

　　西旁唐宋時期景教寺院遺址：

　　●出土具有重要研究價值的多語種文獻

　　西旁景教寺院遺址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高昌區葡萄溝街道達甫散蓋社區以北的火焰山南麓，遺址年代約為唐至宋代，是國內外罕見的現存景教遺址之一。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劉文鎖介紹，2021年9月至12月，中山大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魯番學研究院聯合對該遺址進行了第一次發掘，全面揭露了遺址的崗頂建筑遺跡，2023年2月至4月開展了第二次發掘，清理山崗東坡、北坡上層及崗頂南側、西側的遺跡與堆積。

　　“兩次考古發掘出土了種類豐富且數量眾多的文物，包括文書、壁畫以及木器、陶器、紙張、織物與皮革制品、金屬器、錢幣、石器、玻璃器等，還包括壁畫殘塊、陶片、瓷片以及農作物、植物、動物骨骼等。”劉文鎖說。

　　劉文鎖表示，發掘結果顯示出寺院（修道院）建筑保存較為完好，結構完整，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尤其是多語種文獻，其數量達到876件（組），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郭物表示，西旁景教寺院遺址受到國際學術界高度關注，保存如此完整的遺跡和豐富的文物，為研究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

　　遼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遺址：

　　●為研究遼上京城址的建筑性質提供重要基礎

　　遼上京遺址位于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林東鎮東南。2011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二工作隊和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組成的遼上京考古隊通過考古勘探和發掘，已確定了遼上京宮城的形制規模，明確了皇城和宮城的東向軸線，

　　“為了進一步認識遼上京遺址的布局和沿革，促進對遼上京遺址的有效保護，遼上京考古隊于2022年5月至10月、2023年5月至10月對遼上京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遺址進行了考古勘探與發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汪盈介紹了遼上京遺址的最新考古進展。

　　據汪盈介紹，以往發掘所見的遼代大型宮殿建筑均為東向，金代都城廢棄后才改建為體量縮減的南向建筑。“本次發掘的‘院落一’是首次在遼上京皇城內發現遼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置，值得關注。”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表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多年來持續在都城考古的理念與方法上進行探索，為城市考古提供了參照。

　　據介紹，本次發掘是在遺址保護的前提下，用有限面積的精細化發掘和關鍵性解剖方法，在單體建筑方面，確認了幾座大型建筑基址在多次營建中保存下來的夯土臺基、柱網磉墩結構和相應的地面關系；在建筑群組方面，確認了兩組院落的平面布局及其營建、使用的時代關系。可以說，本次發掘是在城市考古、建筑考古發掘理念和方法上一次成功的創新實踐。

　　汪盈表示，結合文獻記載，本次發掘的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遺址規模龐大、位置顯赫，可能與《遼史》所載的皇家寺院、孔廟、國子監、衙署等重要遼代早期建筑相關，為研究遼上京城址的建筑性質與功能分區提供了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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