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平城”瓦當。 　　大同市博物館供圖

北魏玻璃壺。 　　大同市博物館供圖

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的石雕棺床。 　　大同市博物館供圖

北魏彩繪陶騎馬儀衛(wèi)俑。 　　本報記者 鄒雅婷攝

北魏石雕武士像。 　　本報記者 鄒雅婷攝

　　山西大同是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地處古代農(nóng)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錯帶，成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舞臺。在歷史長河中，這里曾是北魏國都、遼金西京、明清重鎮(zhèn)，是4—5世紀絲綢之路、明清萬里茶道的重要節(jié)點，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見證地。

　　在大同市文瀛湖畔，矗立著一組造型獨特的建筑——大同市博物館、美術(shù)館、圖書館、大劇院，它們共同組成了大同市醒目的文化地標。博物館建筑融合大同火山、云岡石窟、龍壁文化等元素，呈相互盤旋的雙“S”造型，宛如行將騰飛的巨龍，也寓意民族融合。

　　

　　追憶古城滄桑

　　大同市博物館前身為1959年開放的大同市文物陳列館，1963年更名為大同市博物館。新館2014年底對外開放，占地面積5.1萬余平方米，建筑面積3.2萬余平方米。現(xiàn)有館藏文物17萬余件，包括石器、陶瓷器、銅器、木器、書畫、文獻、化石、壁畫等，其中珍貴文物2.2萬余件。

　　大同市博物館實行“總分館制”，除總館外，設(shè)有梁思成紀念館、平城記憶館、明堂遺址博物館、魁星文化博物館、北朝博物館、遼金元民族融合博物館、大同紅色記憶館、古代銅造藝術(shù)博物館、魏碑書法家張靄堂故居紀念館9座分館。在總館“融合”主題引領(lǐng)下，不同的分館既主題鮮明、各具特色，又互相聯(lián)系、互為增補。

　　總館設(shè)有基本陳列“天下大同”和專題展覽“大同恐龍”“梵語清音”。基本陳列分為“滄桑代地”“魏都平城”“遼金西京”“明清重鎮(zhèn)”四部分，將大同自遠古至明清的歷史娓娓道來，重點反映本地區(qū)民族融合的發(fā)展歷程以及由此帶來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的繁榮。

　　早在10萬年前，許家窯人就在大同湖畔繁衍生息。春秋晚期，這片土地首次見于史籍記載，以“代國”之名為人所知。代國由北方游牧民族“白狄”建立，據(jù)有今大同及張家口部分地區(qū)。戰(zhàn)國時期，大同歸入趙國版圖，趙獻侯在這一地區(qū)建平邑城，這是大同地區(qū)最早的城邑。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置代郡，大同在其治下，成為趙國的邊陲要地。秦代大同屬于雁門郡。漢承秦制，在大同置平城縣。

　　“滄桑代地”展廳有一塊漢代“平城”瓦當，當心飾一周凸弦紋，內(nèi)部模印隸書“平城”二字，字體秀麗。雙豎線界格將當面分為四區(qū)，界格線靠近邊輪處各飾一朵卷云紋。此瓦當出土于大同操場城2號遺址，明確了漢代平城縣的所在。

　　西晉“八王之亂”爆發(fā)后，北方游牧民族紛紛南下，建立政權(quán)。公元386年，拓跋鮮卑首領(lǐng)拓跋珪復建被前秦所滅的代國，后改國號為“魏”，史稱北魏，398年遷都平城。平城作為北魏國都97年，歷6帝7世的開拓和經(jīng)營，成為郭城周長32里、人口上百萬、商旅云集、使者不絕的國際化大都市。

　　再現(xiàn)魏都輝煌

　　“平城時代”是北魏王朝最輝煌的時期，北魏統(tǒng)一北方，南北形成對峙局面。發(fā)生在平城的“太和改制”，無疑是北朝乃至中國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北魏太和年間，孝文帝在馮太后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促進了民族融合、社會發(fā)展和文明進步。司馬金龍墓中出土的文物，從側(cè)面反映了這場改革的成果。

　　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同城東石家寨村發(fā)現(xiàn)司馬金龍和妻子姬辰的合葬墓，墓中隨葬大量精美文物。司馬金龍是東晉皇族后裔，東晉末年，其父司馬楚之投靠北魏，被封為瑯琊王。《魏書·司馬楚之傳》記載：“楚之后尚諸王女河內(nèi)公主，生子金龍，字榮則。”可知司馬金龍兼有漢人和鮮卑人的血統(tǒng)，體現(xiàn)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據(jù)墓志銘記載，司馬金龍承襲瑯琊王爵位，官至侍中、鎮(zhèn)西大將軍、吏部尚書，卒于太和八年（484年），謚號“康”。

　　北魏時期，碑刻興盛。魏碑書法上承漢隸，下啟唐楷，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司馬金龍墓志銘上的字體是典型的魏碑體，筆勢雄健，點畫峻厚，對魏碑研究頗具價值。

　　司馬金龍墓出土了5塊較為完整的木板漆畫，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國（境）文物名單。這組木板是一座漆屏風的主體部分，以朱漆髹地，前后兩面皆有圖畫。畫面分為上下4段，各段描繪帝王將相、列女、忠臣、孝子、圣賢等傳統(tǒng)故事，這些故事大多出自西漢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和劉向的《列女傳》。漆畫設(shè)色富麗，采用鐵線描法勾勒出人物輪廓，繪畫技法與東晉顧愷之的“春蠶吐絲描”十分相似，風格接近《女史箴圖》《洛神賦圖》。每幅畫上都有文字題記，是不可多得的北魏墨書真跡。這組漆畫作于馮太后和孝文帝當權(quán)的延興四年至太和八年（474年—484年）期間，反映了當時平城的社會風尚。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雕塑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時期，隨著佛教的興盛，石窟寺大量開鑿，石雕藝術(shù)融入豐富的外來文化元素。司馬金龍墓的石雕棺床堪稱北魏時期石雕藝術(shù)精品。床榻前立面呈倒“山”字形，邊框以纏枝忍冬紋為主，中間雕有13名伎樂童子和各種珍禽異獸，下足有4個身軀矯健的胡人力士作托舉狀。伎樂童子所持樂器既有中國傳統(tǒng)樂器排簫、橫笛，又有“龜茲樂”“西涼樂”的篳篥、琵琶等，體現(xiàn)了北魏音樂文化的豐富多彩。護法力士、獅子、忍冬紋、蓮花紋等裝飾元素均與佛教文化有著密切聯(lián)系，在云岡石窟同期作品中可以找到相似圖案。

　　“看，北魏的步兵、騎兵多么威武！”司馬金龍墓的出行俑陣引得觀眾嘖嘖贊嘆。長長的斜坡形展臺上，238件陶俑整齊排列，包括導騎俑、騎馬儀衛(wèi)俑、步行儀衛(wèi)俑、步行戎裝俑、侍從俑、甲騎具裝俑等。陶俑士兵頭戴兜鍪或雞冠風帽，形象逼真，威風凜凜。俑陣的隊列承襲漢文化禮制，著裝又具有少數(shù)民族特色，是當時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產(chǎn)物。

　　彰顯文化魅力

　　北魏時期，平城不僅是北魏的都城，也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jié)點。玲瓏絢麗的玻璃器、雕刻精美的金銀器、栩栩如生的胡人俑等，再現(xiàn)了絲綢之路經(jīng)貿(mào)與文化的繁榮。

　　據(jù)《魏書·西域傳》記載，西域大月氏商販將玻璃制作技術(shù)傳入平城。展廳里的一組“北魏藍”玻璃器，色澤蔚藍，表面泛著蛤蜊光澤，其中既有異域風格的器型，也有與北魏平城陶壺形制相似的玻璃壺，可視為利用外國技術(shù)在本地生產(chǎn)玻璃器的物證。

　　大同御河東岸恒安街北魏墓出土的嵌寶石金耳飾，制作精巧，璀璨奪目，運用了錘揲、鏨刻、掐絲、鑲嵌及金珠焊綴等工藝，應(yīng)為舶來品。此耳飾與阿富汗北部席巴爾甘地區(qū)貴霜時代墓葬出土的雙龍守護國王耳墜造型相似，反映了北魏平城與中亞地區(qū)的文化交流。

　　從唐代云州到遼金西京，乃至明清邊地重鎮(zhèn)，大同這片土地見證了金戈鐵馬、烽火連綿，也見證了商貿(mào)興隆、文化昌盛。

　　展廳內(nèi)一對遼代琉璃螭吻，出自大同市華嚴寺薄伽教藏殿頂。螭吻是建筑正脊兩端的裝飾物，龍首魚尾，遍飾鱗紋。這對螭吻高達2.86米，體形龐大，雕刻精致，釉色艷麗，是大同地區(qū)最具代表性的遼代建筑飾件。

　　激光投影的超長畫卷，展現(xiàn)明清貿(mào)易繁榮盛景；互動觸摸屏上的拼圖、填字游戲，讓觀眾加深對歷史和文物的理解；在體感試衣鏡前“虛擬換裝”，試穿不同風格的北魏服飾……大同市博物館充分運用多媒體與數(shù)字技術(shù)，為觀眾帶來生動多彩的沉浸式體驗。

　　依托館藏文物和展覽，大同市博物館開展“平城風華 ‘魏’你而來”“西京風華 ‘遼’動心弦”等主題社教活動、常規(guī)節(jié)慶活動、紅色文化活動，定期舉辦“文博大講堂”學術(shù)講座，搭建館校交流平臺，打造博物館“第二課堂”。同時，建立“線上+線下”傳播矩陣，提升博物館影響力，擴大公共文化服務(wù)覆蓋面。

　　今年“5·18國際博物館日”期間，大同市博物館與太倉博物館聯(lián)合舉辦“大元瓷倉——太倉、大同元瓷文物展”，帶觀眾領(lǐng)略元瓷魅力。大同市博物館“鎮(zhèn)館之寶”之一元代廣寒宮影青釉瓷枕在展覽中亮相。此外，大同市博物館還開展“平城魏碑 ‘拓’步而來”“瓷語千年”“波斯銀幣制作”“鮮卑人的羅衣華裳”“龍騰祥瑞 鋪首鎏金”“拓墨流芳”“大同有戲 粉墨中國”等社教活動，并參與抖音平臺“十大博物館大聯(lián)播·讓國寶實證文明”山西主題活動，講述大同的悠久歷史和精彩文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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