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沉睡的文明寶藏，守護天府的歷史文脈，“文物人”在行動。

作為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四川省成都市擁有極為豐富的不可移動文物資源。金沙遺址、寶光寺、邛窯遺址......這些千年不朽的城垣磚瓦，不僅是獨屬于這方水土的文化積淀，也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目前，成都市“四普”相關工作已相繼啟動，正按照國家、省文物局相關工作部署有條不紊地進行。

6月8日是“文化和自然遺產日”，記者采訪了3位參與此次成都市“四普”工作的“文物人”，聽他們講述與成都不可移動文物之間的故事。

考古發掘其實也是跟“人”打交道

成都市“四普”古墓葬業務指導組成員謝濤，是92年四川大學歷史系第一批考古與博物館專業的畢業生。

以下是他的自述：

“天鵝社區明代大墓”正視圖。成都市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辦公供圖

沒想到這行一入就是30年。當年全班20個同學里，如今只有4個人在從事考古事業。墓葬對于我來說，不是枯燥、千篇一律，雖然已經勘探發掘過成百上千的墓葬，我仍然對每一座墓都充滿了好奇。我覺得考古工作其實是和“人”打交道的過程，不只是和地上活著的人，也是同地底下面的人打交道，每一個墓主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考據推理的過程也非常有意思。我要做的就是尊重歷史，講好老祖先的故事。

我現在正在勘探的“天鵝社區明代大墓”，是這次“四普”工作中新發現的不可移動文物。這個明代大型墓葬位于成華區保和街道天鵝社區，發掘面積為439.2平方米，墓葬由陵園和地宮組成，因晚期破壞，陵園及附屬設施僅殘留部分基礎。它形制清楚，結構保存較好，對研究明早中期代藩王喪葬習俗有重要意義。

此前，明代蜀藩王墓已經發現了10處，在這個大墓的臨近區域就分布有僖王墓、懷王墓、惠王墓、昭王墓、成王墓、端王墓等蜀藩墓葬。明代蜀藩王共計10世13王，此時此刻竟然還能有新的蜀王墓葬被發現，確實是我沒有想到的。

相較于發掘工作，有些時候，考古研究是更難的部分。以這個墓葬為例，雖然根據形制、規模以及分布位置，我們能初步判斷它屬于明蜀藩王墓葬系列，但是，在挖掘過程中，發現這個墓遭到過盜墓人的多次光顧，鑒定其實是非常難的。明代共存續有200多年，我們考古工作者一般會通過墓中的碑文以及出土隨葬品來進行年代判斷。但這個墓中相關碑文已經被盜，隨葬品也只剩下了2件。它究竟屬于哪一位藩王，要進行大量的反證，例如查閱《明實錄》等相關文獻、追尋盜墓遺失的陪葬品、與其他新發現明代墓葬進行比對等等，來找尋蛛絲馬跡。

在我30多年的職業生涯里，高光時刻無疑是作為領隊參與了“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與“老官山漢墓”的考古挖掘工作，并獲得當年“全國考古十大新發現”的榮譽。參與重大考古項目的機會畢竟是很少的，能夠在此次“四普”工作中出一份力，把老祖宗留下的家底勘察清楚，有個系統宏觀的把控，我覺得是更加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現代科技手段 讓古建筑“活”起來了

以下是成都市“四普”古建筑業務指導組成員蔡宇琨的自述：

對歷史與文物的迷戀其實是從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的。物理學專業本科畢業過后，我不再遵從父母的意愿，考取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文物建筑方向的研究生。

作為對四川古建筑頗有研究的“文物人”，在我看來，四川留存下來的古建筑遺址是一塊待開發打磨的“珍寶”，它體系獨立，并有著與北方地區、江南地區建筑全然不同的區域性特征與魅力，它的文物價值其實是被業界低估的。

目前，我正在進行的“四普”工作內容，是對新津觀音寺開展一系列“復查”工作。該寺1956年被公布為四川省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典型的明代中期建筑，以驚世絕倫的明代壁畫著稱。雖然對于觀音寺我有著多年的研究與了解，但在此次“四普”工作中，借助現代科技手段所采集到的一些新的文物信息，仍然讓我驚嘆。

觀音寺內屋脊，紅外線相機拍攝。成都市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辦公室供圖

“三普”時代，我們采用的是手機自帶GPS軟件來測定文物的坐標地理位置。“四普”工作中則利用全新開發的普查系統，采取亞米級分辨率衛星遙感影像，聯動全球定位系統、互聯網大數據，來精準定位文物坐標、空間位置，再結合無人機航拍。去過觀音寺無數次的我，從來沒有這么多角度地觀賞過它。

此外，這次“四普”中運用的紅外線照相機技術，讓我們把這百年木頭屋脊上的字看得更加透徹。

不僅如此，高清數字技術還原的照片“透視”了文物細節，讓我們把觀音寺最引以為傲的《佛教十二圓覺》壁畫看得透徹，甚至能看清觀音身上的三層透明薄紗！

實際上，在此次對新津觀音寺的復查工作中，我們還有全新的發現。

觀音寺毗盧殿前，有2件左右對稱布置的明代石碑，南側的造像碑正面雕刻著龍神龕像，因增設隔墻，遮擋了背面的碑文，造像碑的后壁并沒有引起后人的重視。我和同事在觀音寺調查測繪期間，注意到龍神像旁邊的墻角似乎可以踏入。一伸腳，一探頭，發現龍神像背后大有乾坤。這背面碑記的發現，補充了我們對觀音寺建設、發展歷史的認識。

在我的理解里，“四普”工作的開展不僅僅是對不可移動文物進行數據采集與錄入，更像是給不可移動文物建立了一個健康檔案：哪些因素會對它造成傷害，有哪些舊傷，又動過多少次“手術”，都會被一一登記錄入。

我總覺得，這些古寺廟、古建筑，它們不是死物，而是活著的、有靈魂的。隨著我們知識認知不斷拓展，現代技術的不斷革新，它們其實也在努力得想給予我們更多新的信息，讓我們去深入探究它。

“四普”見證不可移動文物的命運扭轉

以下是成都市“四普”業務指導組副組長白玉川的自述：

在來到成都市“四普”工作專班進行普查技術標準落實、普查質量控制等工作之前，我的工作內容用一句話來總結，那就是“我在成博修文物”。在成都博物館文物保護修復部和文物打交道的8年里，我也算見過成都大大小小各種文物了。但在此次參與“四普”工作的過程中，親眼看到隱沒在城市高樓大廈中不起眼的古建筑被發現、被認定、被重視，依然雀躍、振奮。

“四普”過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太古里周邊錦江區龍王廟正街28號的祠堂，始建于清同治7年，為“湖廣填四川”時從廣東移民至成都的邱氏家族祠堂，是成都中心城區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祠堂建筑群，坐東北朝西南的四合院，主要建筑沿中軸線對稱布置為三進院落。

邱家祠無疑是研究成都古代城市發展、建筑格局的重要樣本，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在這次“四普”工作中，它被認定為新發現的不可移動文物，這也就意味著原本也許會面臨拆遷命運的它，將和其他不可移動文物一樣，被納入國家文物保護的體系。

在我看來，“四普”中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舉措是把全市不可移動文物資源數據庫納入國土空間規劃。首次將不可移動文物納入法定保護范圍——不可移動文物和國土空間規劃實現“一張圖”監督信息共享，等于“穿”上了國字號的“保護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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