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的云岡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歷史，現存大小造像59000余尊。云岡研究院的“文物醫生”團隊扎根石窟，通過建立檔案、數字化技術采集、文物保護修復等多種手段對石窟進行“望聞問切”，加強對云岡石窟的研究和保護。圖為在云岡研究院可移動文物修復室，工作人員在進行除塵作業。 　　新華社記者 詹 彥攝

大足石刻位于重慶市大足區境內，始建于初唐，至兩宋達到鼎盛。圖為游客在大足石刻景區游覽。 　　新華社記者 王全超攝

在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游客體驗“尋境敦煌——數字敦煌沉浸展”。 　　新華社記者 郎兵兵攝

　　作為中國輝煌燦爛古代文明的集中體現以及中華文明同其他古代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見證，中國石窟寺分布廣泛、規模宏大。據國家文物局組織開展的全國石窟寺專項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共有石窟寺2155處，摩崖造像3831處，共計5986處。

　　在日前于甘肅省敦煌市舉辦的“2024·石窟寺保護國際論壇”上，中國石窟寺保護成為與會專家學者的關注熱點。

 

　　保護水平提升

　　“經過70多年的努力，中國重要石窟寺重大險情基本消除，在石窟寺本體保護修繕、載體加固與環境治理、數字化保存與監測等方面的探索實踐卓有成效。”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表示，如今，融“價值闡釋—監測預警—環境控制—災害治理—保護修復”于一體的中國石窟寺綜合保護理念成為共識，中國石窟寺保護利用水平顯著提升，文化影響力日益增強。

　　在保護石窟寺的答卷上，各地積極探索。云南省建立石窟寺本體和環境監測體系，為石窟寺保護工作由被動的搶救性保護向主動的預防性保護轉變奠定了基礎；在山西，山西大學牽頭并聯合多所高校、石窟研究機構成立中國石窟文化聯合研究生院，培養綜合性拔尖創新人才；甘肅省自主研發出古代壁畫、土遺址保護及文物數字化成套技術，建成投入使用全國首個文物保護多場耦合實驗室，為深入探索文物病害的成因、機理、防控、防治、修復等科技提供了良好的實驗平臺……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凌明表示，自1950年至2024年，中國石窟寺保護從初步的調查階段到科技創新的深入應用，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石窟寺保護理念。“中國石窟寺保護的歷史成就，主要涵蓋了四大石窟的保護加固工程、環境清理與除險以及文化遺產保護的專題研究。”

　　在凌明看來，當前，石窟寺保護面臨著新的挑戰和科技創新機遇，石窟寺保護理念的進一步完善具有重要意義。未來，石窟寺保護的方向包括深化國際合作、推動科技賦能、加強人才培養等。通過這些提升和進步，實現石窟寺的可持續保護和利用，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在論壇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東亞地區辦事處主任夏澤翰也點贊了中國石窟寺保護成效。他表示，中國在保護文化遺產方面取得出色成就，將傳統技術與尖端科技相結合，以數字化的方式記錄莫高窟和云岡石窟等遺址，為全球的遺產保護工作樹立了榜樣。

　　推動科技賦能

　　相關專家表示，近年來，石窟寺病害機理研究、勘察技術、保護加固技術和展示利用技術等快速發展，多學科聯合攻關模式逐步確立，石窟寺保護中，科技的支撐和引領作用日益凸顯。

　　據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介紹，敦煌研究院依托國家古代壁畫和土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科研平臺的科學研究和工程實踐，逐步總結形成了古代壁畫彩塑、石窟寺崖體及土遺址保護加固、石窟監測預警、文物數字化等成套關鍵技術體系。

　　“這些研究成果應用于敦煌研究院管轄的6處石窟寺的日常保護管理，并推廣應用于16個省（區、市）的200多項文物保護工程，為我國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提供了敦煌經驗和有力支持。同時，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工作也取得了一系列豐碩成果，在國內外舉辦30多場數字化展覽，利用數字技術創新游客參觀模式，有效緩解了旅游開放和文物保護間的矛盾，為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合理利用提供了借鑒思路。”蘇伯民說。

　　當微生物遇上石刻文物會如何？中國工程院院士、重慶大學教授劉漢龍帶領的團隊提出的微生物修復文物新技術，比使用有機或無機修復材料加固修復效果更好。

　　劉漢龍表示，目前，石窟寺文物存在開裂剝落、結構失穩等病害，對文物的保護、傳承和利用構成一定威脅。針對上述病害的現有保護材料存在可溶鹽多、強度較低、老化變色等不足，可能給文物造成新的保護性破壞，迫切需要開發和推廣相容性好、耐候性強、綠色環保的文物保護修復新材料和新技術。而新興的微生物巖土工程是將微生物礦化過程應用于巖土工程的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其中對提高土體強度、滲透性等基本性能具有顯著作用。該技術在地基加固、風沙治理等領域取得了良好的應用效果，這一技術也受到巖土文物保護相關研究人員的重點關注。

　　“基于微生物礦化加固技術，我們團隊提出了石質文物的補配修復方法和可移動文物（如陶器、骨、角蛋白文物）的粘接修復方法。通過大量的宏觀和微觀實驗，驗證了微生物礦化加固技術對石質文物、土遺址和可移動文物等修復的有效性和實用性，并且具有兼容性好、強度高、耐候性強、綠色環保等優勢。目前，該技術已應用于大足石刻和紅井紀念碑等多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工作，取得了良好的修復效果。基于微生物礦化的加固技術將為巖土類文物及可移動文物的保護修復提供一種新思路。”劉漢龍說。

　　重視國際合作

　　石窟寺保護是一項涉及多學科研究和技術的綜合工程，相關領域的合作與交流尤為重要，這是論壇與會專家學者的共識。尤其是在當前全球氣候變化大背景下，極端天氣增多，突發性氣候頻發，石窟寺保護面臨的問題更加多元，石窟寺保護研究國際合作的重要性更加凸顯。

　　隨著氣候變化等不確定因素累積，石窟寺保護面臨更多挑戰。“這些挑戰不僅僅是中國面臨的，還影響著全球的石窟寺，研究保護更需要國際合作。”夏澤瀚說。

　　來自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的高級項目專家瑪薩·丹瑪斯介紹了《甘肅省石窟寺保護管理導則》的誕生過程。該導則由中外專家共同起草、編制，為甘肅省石窟寺保護、研究、利用、管理提供指導。

　　據了解，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的合作，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一直延續至今。

　　此外，中國文物保護機構還與東京藝術大學、牛津大學等國外著名機構聯合開展石窟寺保護研究合作，取得一系列成果。

　　以大足石刻為例，大足石刻研究院積極開展文物保護國際合作，與意大利文化遺產保護機構不僅開展了廣泛交流，還合作開展了“大足石刻舒成巖摩崖造像保護”等項目，為實現大足石刻的長遠保護與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

　　韓國文化遺產專家趙相淳對中國石窟寺保護經驗早有較多了解。作為文化遺產保護技術研究人員，他尤其關注到敦煌研究院關于數字化和風化問題等方面的研究，“中國的石窟寺保護經驗對韓國乃至世界都有很大借鑒作用”。

　　“文化遺產的國際交流促進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意識的加強和保護水平的提高。”國家文物局相關負責人表示，隨著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發展，中國也將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參與到國際合作當中，支持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機構更多地“請進來”“走出去”，為國際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作出應有貢獻。

      

　　鏈 接

　　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理事長宋新潮在“2024·石窟寺保護國際論壇”上表示，在世界遺產的石窟寺門類中，我國石窟寺數量位居世界第一。石窟寺的選址建造，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環境觀及對“依山傍水、負陰抱陽”格局的理解。石窟寺遺址的窟龕及造像與自然山川、寺院建筑相互交融，形成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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