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啪、啪、啪”，赤腳踏在石板上的聲音，91歲的閆俊良老人始終忘不了，那是童年在村中永壽寺讀書時的一段記憶。

　　山西長治沁縣漳源鎮西倪村西北角，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永壽寺坐落于此。寺廟曾用作學校、糧倉。閆俊良兒時就在這里讀書，晚上也睡在這里。

　　2021年，一場罕見的暴雨造成永壽寺天王殿倒塌，正殿也岌岌可危。“以前，村民集資小修小補，但天王殿倒塌后湊不夠修繕的錢。”望著如今修繕完好的永壽寺，閆俊良百感交集，“能迎來新生，多虧了省里出臺保護低級別文物的政策。”

　　國家文物局有關負責人2022年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我國76萬余處不可移動文物中，文物建筑有40萬余處，其中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及尚未核定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低級別文物建筑占95%以上。此類文物建筑數量眾多、分布廣泛、產權復雜，保護管理難度大。加上相關投入不足、基層保護管理力量薄弱，部分文物建筑面臨損毀危險。

　　2021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提出，“持續改善低級別文物保存狀況。”

　　近年來，低級別文物保護利用越來越受到關注，許多地方進行了探索。其中，山西“探索利用一般債券創新低級別文物保護利用路徑”、廣東中山“‘歲修制度’實現不可移動文物保護全覆蓋”、江西新余“古橋專項保護行動破解低級別文物保護難題”，入選國家文物局公布的2023年度文物事業高質量發展推介案例。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推動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和統一監管”。作為我國文物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低級別文物應如何保護？記者赴山西、廣東、江西采訪。

　　

　　量多點散，低級別文物保護修繕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

　　“山西古建更受關注了！”去永壽寺的路上，沁縣文物旅游發展中心文物資源股股長李加嘉感慨，最近國產游戲《黑神話：悟空》讓山西古建備受關注，迎來許多游客探訪，“而我們每天接觸的文物，大多是受關注較少的低級別文物。”

　　作為文物大省，山西不可移動文物在冊登記數量達5.3萬余處，其中低級別文物占九成以上。

　　黃河環繞，太行綿延，山西過去交通不便，大量散落鄉野的古建得以躲過兵災火劫，穿越千百年。“但這也造成巡查不便，保護難度大。”李加嘉說，永壽寺便是其中之一。

　　青瓦新覆，墻磚近砌，剛剛修繕完畢的永壽寺展露新顏。“要不是兩年前的摸底調查，還發現不了這是一座元代木構建筑。”李加嘉如此強調年代，是因為元代及元代以前的木構古建筑，山西省僅有500多處。

　　對永壽寺“再發現”的過程充滿偶然。

　　2021年10月，山西省部分地區降下暴雨，大量低級別文物面臨損壞和坍塌危險。雨后，山西省有關部門緊急為文物搭建彩鋼瓦頂棚，讓它們免遭雨淋，永壽寺的正殿及已倒塌的天王殿也都撐上了“傘”。

　　2022年，山西對全省低級別文物詳細摸底。

　　“一抬頭，就被震驚了！”當年5月，李加嘉踏入永壽寺正殿，頭頂的板棚一角已坍塌，顯露出屋脊內部結構。過去，村民為了方便使用，在橫梁下裝上了板棚，故而隱藏了關鍵的歷史信息，永壽寺在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后被認定為明清建筑。

　　“這是‘駝峰’啊！”李加嘉難掩興奮。“駝峰”是支撐梁栿的一種結構，多見于唐、宋、元時期的木構建筑，因形似駝峰而得名。從事文保工作10余年，李加嘉對這種結構很熟悉。

　　他立即拍照，將這一發現告知山西省古建筑協會秘書長賀大龍。約一周后，賀大龍與幾位專家來到永壽寺，彼時板棚已被全部拆除，永壽寺的歷史信息一覽無余——

　　斗拱正中外伸部分的“耍頭”下斜；柱端“卷殺”為細膩柔美的圓弧狀；水平承重的橫梁采用自然彎材，幾乎未切割雕琢……“這些特點都表明，這座建筑可追溯至元初甚至金末。”賀大龍同樣興奮不已。2023年，永壽寺由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升格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在山西，從低級別升格為市保乃至省保、國保的文物并非個例。“低級別并不意味著低價值。由于文物數量龐大、基層專業文保人才不足，不少低級別文物的價值還未被充分認識。”賀大龍說。

　　保護不及時，有的文物等不到價值被發現的那天便已消失。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發現，近30年間有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消失。李加嘉直言：“低級別文物修繕保護，就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

　　在江西新余市，一場以保護古橋為目標的“賽跑”正在展開。

　　渝水區良山鎮黃虎村有兩座古橋，一座雙孔橋，一座三孔橋。村民龔斌心中一直有個疑問：“有‘二’有‘三’，會不會還有‘一’？”

　　后來，龔斌問鄉親、查家譜，證實這個“一”的確存在！根據村中老人的回憶，他在村北頭，用鐮刀砍開叢生的雜草和藤蔓，終于見到這座一孔橋：南側橋體已小面積坍塌，引橋處的青條石全部缺失，橋拱有一條4厘米寬的裂縫。

　　“聽老人們講，這座橋邊曾有一口古井，井水甘甜清冽，往來行人常在此處飲水解渴。”聽到橋的過往，看著橋的現狀，龔斌的眉頭緊鎖。雙孔橋的狀況也不容樂觀，塌了一半。“修橋要一大筆費用，村集體收入有限，根本無力修繕。”有心修橋的龔斌只好作罷。

　　“古橋是新余數量較多、最具鄉土特色的低級別文物，不少古橋受制于產權、資金、受重視程度等因素，保護難度大。”新余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旅游局黨組成員、研究館員高增忠說。

　　2019年，新余市啟動古橋專項保護行動，市文保部門對全市古橋開展全面普查，在復查已登記的237座古橋的同時，又新發現了19座，全市古橋數量增至256座。

　　“我們編制古橋保護規劃，為每座古橋建立信息檔案，并挖掘其背后的故事。”高增忠說。

　　多元投入，搶救性保護與預防性保護并重

　　2021年，在外奔波多年的龔斌回黃虎村擔任黨支部書記，很快又有了修橋的心思。省內省外考察小半年，經估算，修繕3座橋，得100萬元以上。相對而言，村里能拿出的修繕資金遠遠不夠。

　　得知市里正在開展古橋專項保護行動，龔斌看到了希望。2022年，他邀請專家到黃虎村實地調查，初步判斷一孔橋系元代建造，雙孔橋和三孔橋為清代建造。

　　黃虎村申請到60萬元古橋保護專項資金，加上村集體和鄉賢自籌資金50多萬元，半年多時間就完成了3座古橋的修繕。

　　每年，新余市投入100萬元專項資金，用于古橋保護。“為取得更好的保護效果，還得多渠道籌集資金，調動各方保護積極性。”高增忠介紹，起初兩年，修繕點位主要由文物部門確定。2021年起，改由縣區和鄉鎮自主申報，資金來源也由財政單一投入，逐步變成了“市級補助一點，縣鄉配套一點，村民自籌一點”的模式。

　　目前，新余市已有近40座古橋得到搶救性保護。

　　資金缺乏，是低級別文物保護面臨的普遍難題。對于數量較大、維修費用較高的文物而言，文保資金本就有限，能夠用于低級別文物的少之又少。

　　以沁縣為例，每年安排的縣級文保資金僅10萬元。李加嘉說，這筆錢用于日常維護都捉襟見肘，遑論耗資百萬元以上的永壽寺修繕工程。

　　2022年底，山西省文物局和省財政廳聯合發布《關于利用政府一般債券全面加強低級別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的通知》，永壽寺修繕迎來轉機。

　　“我們力爭用10年時間，區分輕重緩急，逐步實現全省低級別文物應修盡修。”山西省財政廳文化處處長李晉濤說。

　　2023年，永壽寺被確定為沁縣首批使用一般債券進行維修的文物，耗資275.2萬元，于今年9月完成修繕。

　　“這場資金‘及時雨’加快了全市低級別文物的總體修繕進程。”長治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長郜治平表示。

　　黨的十八大以來，長治市級財政投入低級別文物保護的資金，已從2012年的每年100萬元增至目前的每年2500萬元左右，但仍存在較大缺口。通過利用一般債券，全市2023年用于修繕低級別文物的資金達1.18億元，往年最多修繕10處，去年增至75處。

　　2023年，山西共安排一般債券資金3.58億元，保護修繕低級別文物299處。

　　文物保護宜早不宜遲。做好搶救性保護的同時，探索預防性保護措施更值得關注。

　　廣東省中山市是著名的僑鄉，19世紀末20世紀初，僑胞們在這里留下了中西合璧的碉樓建筑群，頗具特色。

　　位于中山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區的五星白廟東五巷20號碉樓矗立百年，業主早已移居海外，由其遠房親戚洪彩銀老人居住代管。

　　洪彩銀平日住在一樓，窗戶銹跡斑斑，屋內電線老舊，“都不敢同時打開多個電器，不然會跳閘。”更讓洪彩銀憂心的是，碉樓的二層和三層屋頂漏雨、墻面開裂，部分樓梯已被白蟻蛀蝕。

　　社區工作人員建議修繕，但業主遠居海外，并無意愿，洪彩銀退休金有限，無力承擔。

　　“低級別非國有產權文物是保護的薄弱點。”中山市文化廣電旅游局文化遺產科科長吳榮超說，“相較于出現大問題后投入大量修繕資金，做好日常‘體檢’‘治未病’，更有助于文物保護。”

　　一歲一修。2023年，中山設立不可移動文物歲修補助資金，推行文物歲修制度，以每年定期保養維護替代大修繕。

　　制度規定，中山對全市所有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和尚未核定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且工程單個預算總額5萬元以下的日常保養維護項目，進行全額補助。

　　外墻修補、電路改造、屋頂防水、清除白蟻……洪彩銀居住的這棟碉樓，如今既有“面子”，也有“里子”。

　　2023年，中山市補助首批不可移動文物歲修日常保養維護項目188個，已實施完成184個。

　　修舊如舊，最大限度保存和延續文物的真實性、完整性

　　修繕文物，除了對建筑結構“強筋壯骨”，留存文物的歷史信息也至關重要。賀大龍說，從修繕方案設計到施工過程，都要倍加謹慎精細。

　　“沒想到能有機會修一座元代建筑。”山西藍勝古建筑設計有限公司項目負責人趙鵬帶領團隊，為永壽寺制定整體修繕方案。

　　“你看，這根梁木有何不同？”趙鵬指指頭頂上方的正殿梁架：半根采用的是原材，自然彎曲，半根是補接的新料，削切方正。

　　“這根舊木朽爛了一半，換掉最方便。但我們盡可能保護文物原狀，盡管耗資更多，卻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延續了文物真實性、完整性。”趙鵬說，這也便于區分文物原有部分和新修部分。

　　古建修復，遵循“原材料、原工藝、原形制、原做法”的基本原則。

　　“正殿近百個勾頭（屋檐筒瓦），只留存下來一個，我們修繕時依此復制。”趙鵬告訴記者，永壽寺正殿屋脊上的裝飾性構件鴟吻已全部遺失，便參照周邊遺存的同時代、相近規制的古建，結合當地群眾描述，尋找形制相近的鴟吻進行仿制。

　　修繕已經倒塌的天王殿，則是對散落朽爛的結構部件進行復原復制，再按榫卯結構搭建，不用一顆釘。

　　永壽寺還存有壁畫，年代尚不可考。幾十年前，村民緊貼著原有墻壁壘起新墻，剝離難度較大。趙鵬表示，對于修復難度大、目前不具備修復條件的部分，將做好保護，為未來時機成熟時修復打好基礎。

　　為提升保護能力，永壽寺還新建了排水系統，在天王殿和主殿之間安裝監控攝像頭，并接入長治市文物監控平臺。

　　永壽寺修繕期間，年事已高的閆俊良多次前來查看。修繕完成，他寫了兩副新對聯。“這里承載了太多回憶，我希望它一直都能被保護得好好的。”閆俊良說。

　　文物修舊如舊，正是為了留下記憶、記住鄉愁。

　　石陂風雨橋位于新余市分宜縣鈐山鎮石陂村，建于清代。修繕前，風雨橋不僅石質橋體受損，橋上的木質亭廊也嚴重朽壞、傾斜。為方便通行和歇腳，村民們曾在橋上抹了水泥、添了水泥凳。這些后來添加的部分，破壞了文物的整體風貌，修繕時被全部清除。

　　補橋，使用傳統三合土夯筑；修亭，請有資質有手藝的老工匠……動工前，施工人員特地詢問了年長的村民，考察了周邊相似形制的文物，力爭修舊如舊。“修后的風雨橋，就是我小時候看到的樣子。”74歲村民袁功成甚是喜歡。

　　舊模樣，更吸引人。石陂風雨橋成了村民們日常休憩的好去處，慕名而來的游客也越來越多。

　　多方參與，千方百計呵護好、珍惜好這些瑰寶

　　戲水、喝茶、拍照……今年夏天，黃虎村迎來游客2000多人次，帶動羅漢果、蜂蜜、香芋等特產熱銷。三座古橋成為鄉村旅游發展的“助推器”。

　　愛古橋，看行動。村干部和村民志愿者對古橋開展定期巡查。“古橋成了村子的名片，要把它們保護好利用好。”龔斌說。

　　呵護好、珍惜好這些文物瑰寶，不僅需要資金，需要良方良策，更需要多方參與。

　　近年來，多地出臺政策，加強基層文物保護機構人才建設，充實文物保護力量。

　　2022年4月，江西出臺加強文物保護和考古工作機構編制保障的實施方案。當年，新余市渝水區文物保護中心新增了15個編制，500多處低級別文物有人護、有人管。

　　“以前，基層沒人手，也不大會干，渝水區的文物保護工作主要依靠市級單位的專業人員。如今，區里的文物保護隊伍逐漸成長起來。”渝水區文物保護中心負責人過元慶說。

　　2022年5月，山西省文物局等5部門聯合印發《文物全科人才免費定向培養實施辦法》，由省級財政承擔費用，山西大學教育培養，連續5年通過高考選拔，面向全省縣（市、區）定向培養600名文物全科人才。

　　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高大倫介紹，文物全科人才通過4年的培養，不僅要初步具備考古研究的能力，還要兼具文物日常保養、文化遺產宣傳等基層文物工作的能力。

　　李姝錦是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文物全科方向的大二學生，暑假期間回到家鄉運城市鹽湖區，參與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辨認斗拱、屋檐樣式，知識從課本走到了眼前；應用無人機、差分定位設備，頭一回摸，第一次學……短短一個多月，李姝錦收獲良多。

　　李姝錦和同學們畢業后，將在縣（市、區）及以下文物保護事業單位定向就業。

　　“我們針對基層文保單位的實際需要，有針對性地培養人才，有針對性地引進實踐經驗豐富的師資力量。”高大倫說，穩定的基層人才隊伍，將為低級別文物保護打下堅實基礎。

　　今年，山東、陜西等省份也啟動了文物全科人才定向培養工作。

　　政府主導，社會參與，低級別文物保護廣受關注。針對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及尚未核定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文物建筑的保護利用，國家文物局2022年專門發布《關于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文物建筑保護利用的意見》；山西、福建、安徽等地鼓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文物建筑認領認養；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通過“拯救老屋行動”等，對鄉村文物建筑進行修繕……

　　創新方法，技術賦能，文物能夠以另一種方式“永生”。

　　在山西運城新絳縣永豐莊村的一座關帝廟，幾名工作人員手持儀器，正對廟內壁畫進行掃描。高分辨率成像技術，能夠發現人眼無法識別的細微裂隙；多光譜成像儀和高光譜成像儀，可以獲悉內部空鼓病害范圍、識別壁畫的物質成分和結構，就連隱藏于畫下的原始線稿也能捕捉得到。

　　2023年起，山西每年投入2000萬元，委托山西文博（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開展“古建筑彩塑壁畫搶救性數字化保護”項目。運用三維數據采集、三維模型重建、數字孿生等技術手段，在最小干預的情況下，對文物進行數字化復原。迄今，長治、晉城地區的41處低級別文物已實現數字化保護。

　　“每個數字化采集點位，都有文物專家全程參與。因為數字化采集能夠更有效率地獲取更翔實的文物資料，專家可實時給出意見，指導采集方向，從而為后續保護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幫助。”山西文博集團總經理董齡岳說，要秉持敬畏歷史、熱愛文化之心，堅持保護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預原則，保護好、傳承好老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遺產。

　　《 人民日報 》（ 2024年11月15日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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