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融繪就忍冬花開(博物視界)
“紋”以載道,器以藏禮。忍冬紋是山西省大同市云岡石窟圖案裝飾中應用最廣的植物紋飾,這些大量出現的忍冬紋精致繁復,極具異域風情。以第10窟后室門框忍冬紋為例:門楣內橢圓形環狀三葉忍冬雕刻對稱,諸天童子,自然在中;門楣四周彎曲的波狀藤蔓上出三葉或五葉忍冬花,奇禽瑞獸嘴銜枝葉立于藤蔓上下,動態十足。
忍冬紋也是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藝術果實。北魏時期,佛教藝術東傳,外來植物紋飾被雕刻到云岡石窟的壁面之上,推動中國古代美術發生重要變化:我國從商周開始以動物紋飾為主的裝飾題材逐漸過渡到以植物紋飾為中心。
命名與流變
中國學者首次在研究中提到“忍冬”一詞,見于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和劉敦楨共同發表的《云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筑》:“中部第八洞(現編號為第12窟)柱廊內墻東南轉角處,有一八角短柱,立于勾欄上面,柱頭略像方形小須彌座,柱中段以蓮瓣雕飾,柱腳下又有忍冬草葉,由四角承托上來……且云岡的柱頭乃忍冬草大葉,遠不如希臘acanthus葉的復雜。”名物學家揚之水認為:“所謂‘忍冬紋’,它在中土的裝飾藝術中,最初只是外來的‘一種圖案中產生的幻想葉子’,而并非某種特定植物的寫實,與中國原產的忍冬亦即金銀花更是毫無關系。”
關于忍冬紋的來源,國內外學術界普遍認可忍冬紋源于希臘的“acanthus”,漢譯為“茛苕紋”,在西方紋飾系統占據中心地位。奧地利藝術史學者阿洛伊斯·李格爾在《風格問題——裝飾歷史的基礎》中指出,茛苕紋由棕葉紋演變而來,演化過程只與嚴格的裝飾要求有關,并非對自然植物的模仿。
源于希臘的“忍冬紋”經由犍陀羅藝術的傳承與發展,東傳華夏大地,成為絲綢之路上自西向東傳入中國的主要植物紋飾,它的產生以及在不同區域的發展變化都蘊含著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歷史。
作為異域裝飾紋樣,忍冬紋進入中國后,并未被當時的工匠簡單模仿照搬,而是融合中國傳統幾何與動物紋飾后逐漸本土化,發展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忍冬紋裝飾,廣泛應用于佛教石窟與各類器物。
北魏都城平城(今大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有著重要地位。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開啟北魏平城時代的大幕,大同成為北魏平城時代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大同出土的北魏陶壺、陶磚、石燈、石棺床等均可見模印或雕刻忍冬紋,其中以1965年出土的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司馬金龍墓石棺床最為精美:棺床上部以纏枝四葉忍冬紋為邊飾,其內波狀忍冬紋舒展流暢,藤蔓上下雕十三組伎樂天人,伎樂足下或頭頂一角雕中國式的虎、獅、龍、人面鳥等奇禽瑞獸。盛極一時的周漢獸面、禽鳥、云氣紋等傳統裝飾紋樣逐漸退居次要地位,外來植物裝飾紋樣一躍成為裝飾主流。
融合與發展
云岡石窟是北魏平城時期絲路上誕生的璀璨藝術寶庫,忍冬紋雕刻貫穿洞窟開鑿始終。云岡石窟的忍冬紋以三葉形為主,有波狀、并列、環狀、套圭、龜背狀、四出三葉等不同形式,具有重復性和對稱性特點。忍冬紋的葉瓣特征、表現形式和雕刻位置在云岡石窟早、中、晚三期洞窟中呈現出不同特點:
早期洞窟忍冬紋雕刻繁復,僅出現在佛像法衣的邊緣、菩薩的頭光外周及菩薩寶冠。中期洞窟忍冬紋繁縟有致,裝飾部位明顯增多:例如第7、8窟后室東西壁的忍冬紋花葉肥滿舒暢,接近犍陀羅風格。第9、10窟壁面雕刻的忍冬紋形態最為豐富,藤蔓纏枝,縱橫盤桓,受漢魏傳統影響,幾何形式的骨架內填充童子伎樂、奇禽瑞獸、花葉果實等圖案,忍冬葉舒展自如,雕刻位置突出,除裝飾界帶外,列柱、佛龕、門框等均有裝飾。晚期洞窟中的忍冬葉簡約纖細,第35、39窟窟門上部雕刻并列忍冬紋裝飾,偶爾在蓮花窟頂四角雕刻三葉忍冬紋。
忍冬紋的這些變化與云岡早中晚三期洞窟的建造和藝術特點密切相關:早期洞窟為帝王造像,突出表現主尊大像,邊飾中的忍冬紋如犍陀羅藝術中所見飽滿圓潤;中期洞窟本土化進程加速,富麗堂皇的佛殿窟內,忍冬紋飾組合多變,精致繁縟,中國傳統奇禽瑞獸融入外來植物紋飾之中;北魏遷都洛陽前后,由于孝文帝推行漢化改革,云岡晚期造像呈現出南朝秀骨清像的藝術特征,洞窟中裝飾紋樣減少,忍冬紋飾也隨之簡練纖細。簡言之,云岡石窟的種種變化皆是中外文化和南北文化交融的表現。
正如梁思成所言,“云岡石刻中的裝飾花紋種類奇多,而十之八九,為外國傳入的母題及表現,其中所示種種飾紋,全為希臘的來源,經波斯及犍陀羅而輸入者,尤其是回折的卷草,根本為西方花樣之主干,而不見于中國周漢各飾紋中。”除忍冬紋外,云岡石窟中最常見的蓮瓣紋,以及雕刻于佛座上的聯渦紋、绹索紋等,均是典型的古希臘羅馬藝術裝飾紋樣。由于亞歷山大東征和希臘化運動,希臘文明傳播至西亞和西北印度,進而傳入中國,中外文化交融互鑒,成就獨具魅力的藝術經典。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忍冬花葉里浸潤著中古時期的文化交融,展現出中外文化的異趣同輝。
(作者為云岡研究院副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24年11月22日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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