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重生之我在清代當醫生(健康書櫥)
清代有位醫生叫吳楚,有一次遇到這樣一位患者——女性,40歲,因為連續生育10多胎,身體虛弱。她的家屬請了很多名醫來治,孰料病情日益加重,生命岌岌可危。
吳楚受人之托,前去診治。治了1個多月,患者康復了。但痊愈沒多久,患者又因為染上風寒再次找上吳楚。這次診療又用去10多天。
就在大病將愈之際,患者竟然另請醫生接手診治。即便吳楚費勁唇舌為自己的療法辯護,但沒能獲得信任,只得暫時離開。10多天后,病家回頭找上吳楚,懇求他出手救治。原來患者病情再次轉劇了。這次吳楚終于得以專任,獨力為患者調養。
這次的治療費時良久,來來回回好幾個月。這期間,吳楚一邊與患者和家屬溝通,一邊和其他醫生斡旋,勞心又勞神。他把全程寫入醫案。有朋友讀后大為贊嘆,說這個病案跌宕起伏的精彩程度能與《孟子》相比,可謂“一治又一亂,一亂又一治,卒之大亂,而卒賴以大治”;眼看整個事態要歸于平息了,“忽而猛獸出焉,亂賊出焉,淫辭邪說出焉”。
朋友的評賞,吳楚并不認同。他抱怨當時共同治病的那位“名醫”,幾乎3次要“殺”了患者,幸好3次都靠他出手相救,結果為了這事,耽誤了備考——當年的科舉考試。他最后無奈地說,如果將來有人看了這則醫案,能夠分辨什么是正確的治法,什么是錯誤的,而不至于誤信庸醫,那大概也足夠欣慰了。至于功名,錯過了,只能暫時放下了。
時至今日,吳楚如果泉下有知,應該可以欣慰了。雖然他不是名醫,但他的醫案流傳下來了,雖然沒什么人讀,但好讀者,可能在精不在多吧。學者涂豐恩在《救命——明清中國的醫生與病人》一書中,向公眾講述了吳楚的故事,給今人以很多知識和啟迪。
就拿這則醫案來說,至少可以從3個維度來加以觀照。首先,中國古代的醫生,大多是考不上功名,進不了仕途,才去學醫和行醫的。因為心中始終有“學而優則仕”這根弦,就算從醫,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這正如吳楚在醫案中“吐槽”的:花那么多錢去考試,費時費力的,結果終日忙于治病,沒時間溫習功課,簡直是“舍己田而耘他人之田”。不過從另一方面看,這也說明為什么總說中醫是儒醫了,因為他們打小就是學四書五經的,儒家“仁者愛人”的思想在從醫之前就已經印烙在骨子里了。
其次,透過吳楚的文字,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與現代醫療情境迥異的世界。如果拍成視頻,可以命名為《重生之我在清代當醫生》。在那里,醫生這個職業不太有權威,醫患之間的信息差似乎不怎么大(畢竟,只要識字,那些醫書,大家都能研讀。吳楚學醫也是半路出家),患者對自己的身體與病情,充滿意見,很有主見,頗有幾分“醫患共同決策”的味道。在那個世界,醫生不是好整以暇地坐在診室叫號,而是四處奔波,還要面對同行的挑戰,使出渾身解數爭取獲得患者和家屬的信任。
最后,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吳楚的醫案與今天大力提倡醫學人文、推廣敘事醫學的抓手——平行病歷,頗有幾分相似。事實上,前者是可以為后者提供鏡鑒的。
目前,不少醫療機構都在鼓勵醫務工作者撰寫平行病歷,以文學之筆,寫臨床之事,把自己的感悟、思考融入與患者的交流、溝通、博弈之中,落筆成文。從患者獲益的角度來看,平行病歷有助于醫護人員與患者共情,換位思考,從而增強為患者服務的意識,讓診療更有溫度。
有人覺得平行病歷是舶來品,不服水土。實際上,翻看古代醫案,比如吳楚的《吳氏醫驗錄》,可以驚喜地發現二者的相通之處。今人看了吳楚醫案之后的反應,想必會和他的朋友一樣,擊節稱嘆:看啊,醫生為了我們患者的利益,那叫一個殫精竭慮,不避繁難;甚至被“投了不信任票”后,醫生還能本著醫者仁心、治病救人的原則,再次披掛上陣,為患者精心醫治。這個過程中,吳楚的想法、情緒、思考,都不加隱晦,而是和盤托出。因此,這醫案才真實可信,才有力量,才叫人感動。我們的醫生,從來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而是與患者一樣,是有血有肉的人。醫學人文理論常說,要看到“病”后面的“人”。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清楚,只有人,才能看到人;只有情,才能感受到情;只有愛,才能點燃更多的愛。機器看到的永遠是數據。
歷史上的絕大多數人,沒有留下聲音,或者留下了聲音卻無知音。醫生這個群體也是如此。我們能記得住的醫生,可能也就是華佗、扁鵲、張仲景這樣的名醫、大醫。如果只靠他們,中國人所受的病痛,可就多了去了。因此,我們同樣需要并且事實上也得益于吳楚這樣的醫生,同樣要感謝以吳楚為代表的“沉默的醫生們”。
《救命》一書的啟發價值,正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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